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自一月以來，華府開始出現邀請總統蔡英文至美國國會演說的聲音。先有前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科科長包士可（Joseph Bosco）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山莊報》（The Hill）投書，緊接著賈得納（Cory Gardner）等五位美國聯邦參議員也在二月七日聯名致函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希望她邀請蔡英文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

李登輝訪美，江澤民原未激烈反應

此一倡議公開拋出後，雖然因為掌控聯邦眾議院多數的民主黨反應冷淡，未造成太大的衝擊。但相關的舉動及各方對可能「替代方案」的討論──包括蔡英文至康乃爾或其他華府外的名校公開演說、利用出訪友邦的機會過境華府，甚至援引《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推動我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在華府短期停留，或從事非公務活動。

這些動作使得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的場景，又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浮現。由於台海飛彈危機距今已超過二十年，使很多人未曾注意到，當年北京對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態度，並非一開始就十分強硬，而是在李登輝訪美結束，相關政治效應浮現後才出現劇烈轉折。

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柯林頓（Bill Clinton）決定允許李登輝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後，北京高層雖因感到被騙而震怒，決定推遲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但並未立即採取強硬行動。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仍如期於五月二十六日率團至台北進行「焦唐會談」，還在二十九日簽署《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磋商共識》，約定後續「焦唐第二次預備磋商會議」和「第二次辜汪會談」的日期。

北京思維仍受飛彈危機主導

在華府公開宣布將同意李登輝訪美後的一段時間內，北京為何沒有激烈的反應？迄今仍無充分的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李登輝獲知訪美可望順利成行時，曾透過兩岸檯面下的密使管道，事前知會北京有此行程並進行溝通。

北京態度出現大轉折的關鍵是當年七月中所舉行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據傳時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與副總理兼外長的錢其琛都被迫在會中「自我批評」；北京高層隨即決定強硬以對，開啟長達九個月、連續七波的文攻武嚇。

當時促使北京決定強硬以對的考量，時至今日仍主導北京的思維，包括：一、北京認為李登輝推動的體制變革與本土化，在體制上逐漸把台灣與大陸割離；而國民黨內「統派」影響力下降，使北京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

二、在李登輝成功訪美前，華府的種種作為就已引起北京疑慮。而華府最後推翻承諾的舉動，代表華府「一個中國」立場開始鬆動。這是華府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和嚴重倒退，是打台灣牌以遏制大陸崛起。錢其琛就在九五年六月中旬，於內部的演講中指出：「美國利用台灣、西藏、貿易和人權等問題，給中國帶來麻煩，達到牽制之目的，而其目的是不希望『堅持社會主義的強大中國』出現。」

三、李登輝訪美，儘管華府對外宣稱是「私人、非官方性質」，華府的同意仍替台北的外交累積新的動能。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在李登輝自美返台後三天，祕密率團前往歐洲，順利會晤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是四十多年來首位行政院長前往歐洲訪問；部分美國國會議員還醞釀，若李登輝在九六年三月的總統直選中獲勝，不排除邀請李登輝到國會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中演說。因此，北京認為有必要採取強硬舉動，以切割台北的國際活動空間，阻止華府和台北進一步接近。

更重要的是，在危機結束後北京的檢討中，認定這些強硬舉動影響了台北對獨立代價的評估，並成功阻止華府對台政策的進一步發展，更重新使華府成為台北「獨立外交」的制約因素。

回顧這段歷史，並與如今華府、北京與台北的三方互動情形對照，可發現許多驚人的相同點：第一，北京認為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之目的是推動「柔性台獨」；第二，北京對國民黨制衡蔡英文「柔性台獨」的能力感到懷疑；第三，北京認定華府種種與台北接近的行為是利用台北來抑制北京崛起。

北京對小英訪華府已做預防

同時江澤民與錢其琛當年因為沒有立即採取強烈反應，事後被迫「自我批評」之歷史教訓依舊鮮明，使北京早在《台灣旅行法》於去年三月簽署生效後，就已料到美國國會議員有可能發動邀請蔡總統訪問華府，並在許多兩岸學術交流的場合再三拋出此一問題。

在北京對此一發展早有準備，與北京在台海飛彈危機後對當時所採取之強硬舉動給予高度評價的情況下，台北和華府有意推動蔡總統訪問華府或其他「替代方案」的人士，千萬不能低估北京「強硬以對」的可能性。

https://new7.com.tw/talk/talkView.aspx?i=TXT201902201411383VA&fbclid=IwAR0u9WcqE7dF4X2TK2G_fdgsyrCP6hIxhxNERNzFaY-dBa9Euuf_EMl9Q1g

主題：
1.繼美國之後，俄羅斯也宣佈退出中導條約，隱約劍指中國，三方軍備競賽將把世界帶向何方？
2.除了飛彈與核武，太空也是另一個戰場；美國國防情報局（DIA）發布「太空安全挑戰」報告，指中俄都在發展太空武器，挑戰美國在太空領域的優勢地位，川普已宣示將成立太空軍，美中俄太空實力如何？
3.美國總統川普11日簽署一份行政命令，啟動「美國人工智慧倡議」，以因應來自「戰略競爭者和外國對手」的挑戰，確保美國在該領域的領先地位。川普此舉被視為在與大陸爭奪全球AI領域的領導地位。中美在AI領域實力比較如何？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在閱兵式中，公開宣佈裁軍三十萬；中共中央軍委常務會議隨即在2015年10月16日，審議通過《領導指揮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習近平也隨即在201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的改革工作會議中，下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動員令，正式啟動新一波的軍事改革。而此波軍事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在2016年2月1日，正式將舊有七大軍區改組為新的五大戰區。

中共原有的七大軍區在平時與戰時皆集軍令、軍政與軍訓大權於一身，導致機構臃腫龐大，更因為涉入民間的經濟生產活動頗深，導致流弊叢生；卻只能勉強擔任以陸軍為主體的聯合作戰指揮任務，無法勝任現代化以海空兵力為主，或是參戰諸軍兵種地位相當的跨軍種聯合作戰指揮任務。這可從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爭議中，中共為管制「東海防空識別區」設立後，在區域內執勤的海空兵力，竟捨棄既有的軍區指揮架構不用，另行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統籌下，於2013年11月設立「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可以看出。

改組後的五大戰區，依「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之指導原則，為負責某特定任務區的聯合作戰指揮部，指揮由中央軍委撥交的部隊。戰區平時僅負責聯合作戰計畫的規劃與聯合作戰訓練，不再負責部隊的管理與建設。同時賦予戰區聯合指揮中心指揮管轄諸軍兵種作戰職能，取消戰區內各軍種機關的作戰指揮職能，使戰區聯合指揮中心成為真正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與單純的用兵單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戰略支援部隊是由中央軍委直轄，所屬單位迄今未有撥交各戰區指揮的跡象；但分駐各地的戰略支援部隊所屬單位，仍會參與戰區部隊的聯合演訓任務。

自2016年2月1日戰區正式組建後迄今，為強化戰區遂行現代化聯合作戰的能力，共軍持續推進下列工作：一、逐步修訂完善各方向、各層級軍事行動方案計畫；二、戰區數據資料庫的擴充更新；三、完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架構；四、推動「任務式指揮」；五、確立戰區聯合後勤模式；六、強化對高階指參人員的訓練。

一、逐步修訂完善各方向、各層級軍事行動方案計畫

改組後的戰區，其特色是一個戰區負責一至數個特定的戰略方向，以利於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執行與擴大；當情況需要時，則由中部戰區負責對各戰略方向進行增援。

為有效因應各戰略方向的特殊需求，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必需根據「戰區戰略形勢」、「戰區戰略任務」和「戰區戰略需求」等基礎，制訂「戰區戰略要點」；戰區各方向和各級作戰部隊，再依「戰區戰略要點」擬定因應各種想定的實戰化預案方案。例如西部戰區成立迄今，就至少擬定了十二大類、百餘種實戰化預案方案。南部戰區也依「聯合作戰、應急處突、日常戰備」等三大項目，逐步修訂完善各方向、各層級軍事行動方案計畫，以及與各部隊銜接配套的戰備方案體系。各戰區也會透過系列的大型聯戰演習，與戰區自辦的各項演訓，對這些實戰化預案方案進行驗證與修訂。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各戰區未來可能逐漸接管平時與戰時的海外軍事行動，與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作戰局海外行動處分工。例如中共《解放軍報》就曾指出：「戰區戰略制定應著力體現時代要求，為國家外向發展和海外利益提供牢固且可靠的安全保障」；也強調各戰區應將「周邊、海外以及新型安全領域納入戰區經略範圍，拓展國家戰略前沿縱深，與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相適應」。

二、戰區數據資料庫的擴充更新

共軍軍事理論強調，為推進指揮自動化，以便在狀況發生時，能將大量的情報即時、迅速地轉化為對決策有用的資訊，就需要有相應的數據資料庫。

在戰區正式成立後，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就致力於擴充「聯合作戰資料庫」，要求在統一的軟硬體平臺標準下，平時預置各種資訊、數據、預案與參數，特別是未來聯合作戰潛在對手情況資料、地形環境資料、裝備人員資料等，以便在平時對戰區聯合作戰訓練進行全過程、全要素量化管理，為預案制定、訓練分析等提供大數據支撐。當狀況發生時，「聯合作戰資料庫」就能為指揮官提供一個建議方案，加快整體決策與部隊反應的速度。

例如北部戰區就組建了「橫向涵蓋陸、海、空和火箭軍等作戰力量的編制實力、武器裝備等，與縱向囊括指揮控制、戰場環境、戰備工程等資料在內的聯合作戰資料庫」，並定期更新作戰資料。南部戰區則特別側重對南海水文、氣象等資料的蒐集與更新。

三、完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架構

從相關已公布的資訊研判，各戰區目前應該已經完成「戰區聯合指揮中心－戰區作戰分中心－任務部隊指揮機構」等「頂層、中間層和底層」等三層次之聯合作戰指揮架構。其中，「戰區作戰分中心」是由戰區軍種指揮機構、戰區空軍空防基地及艦隊擔任，負起指定區域的指揮控制任務。

四、推動「任務式指揮」

共軍相關軍事理論也指出，現代戰爭戰場態勢瞬息萬變，任務部隊行動如果全由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遠端遙控，則所下達的命令傳遞至第一線部隊時，實際的情況可能已出現不小的變動，使第一線任務部隊陷入被動。因此，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各戰區積極推動「任務式指揮」，由最瞭解第一線情況的下級任務部隊指揮官直接指揮第一線的行動，以減少中間指揮環節，大幅度提升指揮效能。

五、確立戰區聯合後勤模式

截至2018年底，各戰區已確立「戰區主管聯合後勤保障、戰區軍種機構參與組織協調後勤保障」之模式，實行「通用保障由聯勤保障中心負責、專用保障由軍種後勤負責」之「通用、專用」兩線原則。

除「通用、專用」兩線原則外，各戰區在2018年也積極探討將「軍民融合」納入戰區聯合後勤保障體系，並透過演訓進行驗證。例如南部戰區空軍就在2018年10月的海空聯合攻防作戰演習中，實際演練「軍地聯合後裝保障行動」。在南部戰區空軍保障部編組的十三支後裝保障分隊中，首次配屬六支地方支援力量，與海軍、聯勤保障力量統一編組；除動員民間汽車修護、汽車運輸、醫療人員外，也演練納編地方大型客、貨滾裝貨輪，實施人員與裝備跨海投送演練。

六、強化對高階指參人員的訓練

為提升戰區及任務部隊高階指參人員遂行現代化聯合作戰指揮的能力，各戰區除持續與共軍國防大學合作開設訓練班隊，也不斷透過各項演訓，來提升與考核指參人員的能力。

例如共軍陸軍就在2018年8月，首度舉行為期九天的「陸軍使命-2018」專項集訓，調集上百位高階將校，按照戰時編組，依據戰時實際方案，探索軍種機關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指揮編組、指揮職能、指揮流程和指揮內容，提升指揮能力。

（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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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周，台灣周邊在軍事上顯得頗不平靜。先是一月十五日早上至中午，國軍春節加強戰備演習展開前夕，一架共軍的運—８電子偵察機在台海中線來回巡弋四趟，這是共軍二◯一九年首次派遣電偵機到台海中線。接著共軍又分別在一月二十二日與二十四日，派遣多型軍機組成的編隊，沿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實施「遠海長航」。共軍軍機最後雖循原航線返回駐地，並未「繞島巡航」，但共軍南部戰區在短短三天內，兩度實施多機編隊遠海長航，引發不少關注。

習五條發布後，解放軍密集演習

無獨有偶，美國海軍也在一月二十四日派遣軍艦由南向北航經台灣海峽。美、中軍艦與軍機同日出現在台灣周邊，同時國軍負責監控、警戒與待命的單位也出動，當日衡山指揮所內的氣氛必然很不一樣；高勤官與業管各參謀人員，除盯緊大螢幕前不斷更新的各個符號，還要隨時透過指揮管制系統，確保衡指所與國軍各戰略單位，甚至美軍印太司令部之間資訊傳遞的暢通。
為何共軍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密集實施遠海長航訓練？特別是在習近平一月二日出席《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中，稱「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等談話引發台灣疑慮後，密集在台灣周邊實施遠海長航，難道不擔心會使台灣民眾對中共政權更加不信任與反感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瞭解共軍遠海長航訓練的軍事意涵，和當前中共對台戰略的思維。
共軍空軍正逐步朝「遠征型」空軍轉型，使類似、由多機種混合編組之「作戰編隊」所執行的遠海長航訓練，已成為常態化的訓練課目。而負責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這兩次遠海長航的共軍南部戰區，主要任務是「南海主權維護」和「與東部戰區聯合執行對台作戰」，更使遠海長航成為該戰區的重點訓練項目。

共軍攻台，先確保巴士海峽控制權

尤其重要的是，倘若共軍要實施對台作戰，則南部戰區就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確保對巴士海峽的控制，以便讓空中、水面和水下兵力能通過此戰略水道，進入台灣東部西太平洋的戰略位置與深水區，以切斷台灣對外交通，攻擊台灣本島，對可能馳援的美軍發動攻擊，並以潛射彈道飛彈對美國實施嚇阻。因此，從巴士海峽進出西太平洋的遠海長航，就成為南部戰區平時作戰訓練的「重中之重」，會常態性、頻繁地實施。
此外，在習近平推動軍事改革後，共軍作戰訓練愈見強調實戰化。為使訓練能貼近現代資訊化戰爭實況，近年共軍規模較大的各軍兵種聯合演訓中，「體系化」的比例愈來愈高──亦即參演兵力涵蓋多種主戰力量和支援保障力量，並盡可能按實際作戰過程進行演練。因此，共軍空中兵力遠海長航訓練會盡量納編空中加油機、預警機、電戰機與戰鬥機。
事實上，自二○一七年起，共軍遠海長航訓練（包括「繞島巡航」）中，不少形同爭奪台灣周邊空域制空權的聯合戰術演習。
例如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東部戰區空軍某區域空防基地統一指揮的繞島巡航任務過程，共軍除出動空軍轟炸機、偵察機、預警機、戰鬥機等多型軍機外，海軍也出動軍艦執行海上支援掩護與數據通訊中繼任務；沿岸陸軍航空兵部隊、海空軍雷達部隊、海空軍飛彈部隊，與據信來自戰略支援部隊的電子對抗部隊等，都配合支援掩護，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多軍兵種聯合演習。演練項目除遠海長航與繞島巡航，研判也包括「多機種海上體系化戰術演練」和「陸海空聯合爭奪海上制空權」等。

常態化長航、繞島施壓「台獨政權」

一七年中共十九大後，中共對台戰略的指導就是「高壓遏獨、融合促統」。之所以要高壓遏獨，是因為中共涉台系統認為當前正是「蔡英文柔性台獨路線」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武力展示、外交孤立甚至經濟等手段，對台灣施加足夠、持續的壓力，讓台灣民眾體認「柔性台獨走不通」，然後台灣的民眾才會反思，重新支持與大陸開展關係。
而共軍海空軍遠海長航與繞島巡航的「常態化、體系化、實戰化、頻繁化、雙向化、抵近化」，就被中共中央視為是向台獨勢力施壓、傳送清晰信號的重要手段，以加劇「台獨政權」的施政困境。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90130171945XQE&fbclid=IwAR1agz2voD_vLFco5bPGuvkbvqgW_QshqKL2ATX5J-ouHbg0giGT05h09u4

2018年11月初，離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不到一個月，在一場非正式的交流活動中，幾位對台灣安全議題涉入頗深的美方人士，在談到馬總統時期的「和陸、親美」，是否還適合作為現今國民黨在國安方面的大戰略時，即語意深長地表示，國民黨應該注意的是，如今不但「華府變了」，連北京「都已經變了」。

去年12月27日，前總統馬英九接受聯合報專訪時，建議蔡英文政府維持「和陸、友日、親美」的大戰略。這也是他自2008年執政以來一以貫之的主張，直到卸任依舊苦口婆心勸誡執政者。

誠然，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和陸、親美」此一戰略顯然獲得不錯的成效，讓台北在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並獲取若干國際空間與經濟方面的「和平紅利」時，還能大幅推進與華府的政治、軍事交流。而在2016年，國民黨喪失執政權後，「和陸、親美」此一戰略原則，仍主導國民黨處理「台北-北京-華府」三方互動的論述；國民黨現任主席吳敦義近日公開談話時，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字眼，因此可以合理預期，倘若國民黨真的在2020年重返執政，「和陸、親美」仍會是國民黨政府國安戰略的圭臬。

但此刻的國民黨，似乎該認真面對，「和陸、親美」此一戰略原則，在當前華府與北京兩強激烈較勁的國際戰略格局下，在操作上的困難度，已遠較馬總統執政時期大幅增加。國民黨若在操作與論述方面，沒有更細膩、新穎的手法與思維，則在對北京與對華府的關係上，非但不會如馬總統任內一樣「左右逢源」，甚至會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全文請參閱 2019年1月29日之 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122-opinion-jiezhong-kmt-policy/?fbclid=IwAR0TzfdzOzVfAW5358IXHnCRflqw8QkLgJXkTzsNBx9DrCpueH237LWkc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