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將啟動新一波兵力組織調整，將陸軍七個常備打擊旅所轄各戰車營與機械化步兵營，全部重新整編為「聯合兵種營」；關渡指揮部（關指部）則是將所轄四個營中的兩個調整為「聯合兵種營」。
聯合兵種營戰鬥力提升三大關鍵
調整後的各聯合兵種營下同時編有戰車連與機械化步兵連，總數為三至四個；還增編一個下轄迫砲排、反裝甲飛彈排、刺針飛彈排與狙擊組的火力支援連，以強化獨立作戰與遂行多樣化任務的能力。營部也增編海軍、空軍、陸航聯絡官與ＵＡＶ無人機圖資分析官，強化偵搜與聯合作戰能力。
新編裝將從七月開始試行編組，而整編完成後，陸軍將精簡七個營、近三千人，可轉用充實其他部隊。
陸軍減少營級戰鬥部隊數量，固然與裝甲與機械化步兵志願役人力招募困難有關，但是否就一定會導致防衛作戰的能力下降？並不盡然。因為目前國軍二十一萬五千人的總員額，是國防部在二○一一年運用科學模式模擬工具，精算出防衛作戰所需的最低「主戰單位數目」，再根據各主戰單位編制型態所需人員，加上後勤、機關與維持員額後推估出來的。
因此在理論上，若主戰單位因為裝備更新與組織戰術調整，確實有可能以較少的人力，獲致同等甚至更高的戰鬥力。例如共軍軍事改革重點之一的新制「合成營」，就因為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大幅增加，使作戰正面與縱深甚至比改編前的上級單位「團」還大上許多。
然而，國軍新制聯合兵種營的戰鬥力能否提升，除編制型態外，還有賴「資訊化程度」、「軍官幹部的掌握能力」與「後勤保修」等三大關鍵因素。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後續要克服的挑戰顯然不小。
地面部隊資訊化速度緩慢
首先，在資訊化程度方面。共軍合成營的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能超越改編前的上級單位（團），關鍵在共軍計畫替合成營配備包括「情報處理車」、「雷達偵察車」、「光學偵察車」，同時搭載一體化指揮平台「指揮車」在內的大量指管通資情監偵（Ｃ４ＩＳＲ）設備，且理論上所有戰甲車都將配備作戰資訊終端、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和電子作戰地圖。
而指揮車未來將配備到各排，讓合成營的營部、連部甚至排長，都可以和上級單位「面對同樣的戰場動態態勢圖」，使各級指揮官可以對聯合作戰集中統一指揮，也可靈活地進行分散指揮與越級指揮、實施網狀化條件下的指揮控制和精確火力打擊。
而國軍陸軍因為在軍事投資預算的順位上長期低於海空軍，又優先將預算用於採購先進的武裝直升機與運兵直升機，使陸軍在Ｃ４ＩＳＲ的程度上甚至不如一三年時的共軍主戰部隊。
國軍直到一六年才開始進行「地面部隊Ｃ４ＩＳＲ系統先導生產」計畫，但也只先對北部的第三作戰區、台北作戰分區、五八四旅及所屬、關指部等少數單位進行Ｃ４ＩＳＲ系統的安裝，而且要等到二一年才完成。
照這個速度，等陸軍地面部隊真正達到營級指揮所情資共享的目標，還要很久。換言之，在這段為時甚久的過渡期中，編裝更複雜、作戰範圍更大的聯合兵種營，只能繼續用較共軍落後許多年的方式，來進行現代化資訊條件下的聯合作戰，其作戰與指揮效率令人擔憂。
軍官幹部的掌握能力也讓人無法樂觀。事實上，早在二○○○年前後，國軍的戰車營與裝甲步兵營，就曾嘗試過聯合兵種營的編裝型態，即戰車營內編有裝甲步兵連，裝甲步兵營內也編有戰車連。但後來又全部改回「純粹」的戰車營與裝甲步兵營，主因之一就是改編後，營連級幹部無法掌握這種混合編組的型態。
事實上，共軍也曾遭遇同樣的問題。其解決方法是替每個合成營增加人數頗多的參謀組織，包括職稱原本為「參謀長」的首席參謀、作戰參謀、情報參謀、火力參謀與戰勤參謀。
同時共軍的每個合成營是由二到四個舊制營整併而來，因此營連級幹部人數過剩，使共軍可以讓基層軍官輪流前往各班隊與學校「補習」新編裝與新戰術，而不必擔心基層部隊因為軍官不足可能衍生的問題。
軍官掌握能力與後勤隱憂
相對的，國軍各裝甲營與機械化步兵營原本就飽受基層軍士官人數不足之苦，很可能找不到額外的人力替各「聯兵營」增編參謀，甚至連讓基層軍官前往補習的彈性都付之闕如。在這種情況下，國軍營連級幹部能否掌握複雜程度更甚以往的聯合兵種營，確實不無疑問。
最後，國軍之前推動聯合兵種營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陸軍的後勤保修體系無法與新編制型態配合。如今新的聯合兵種營不僅是由戰車連與機械化步兵連混編，還增加反裝甲飛彈與防空飛彈等武器裝備，國軍後勤保修能量是否跟得上新編裝的要求也有待驗證。
冷戰結束後，大陸面臨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使中共陸軍的使命和任務轉變為：第一、參與維護國家統一的反分裂作戰；第二、參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邊境防衛作戰，主要遂行邊境防禦作戰、邊境反游擊作戰及邊境地區封鎖控制和穩定控制作戰等；第三是參與保衛重要戰略戰役目標的防衛作戰；第四是國內維穩反恐。
為因應前述任務，中共要求陸軍應加強數位化部隊建設，逐步實現部隊編成的「小型化、模塊化、多能化」。在戰鬥部隊組織上，則要「根據作戰任務、作戰環境、作戰要求，對部隊實行多樣化合成編組，增強旅團以下單位獨立作戰能力，使其具備一定的情報獲取能力、較強的信息對抗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遂將整建重心置於建立「既能遂行獨立作戰，也能參與聯合或協同作戰」的旅、營級模組化部隊。而在目前推動的軍事改革中，重點之一就是將陸軍作戰部隊傳統的「營」，調整組建為新型態的「合成營」。
關於共軍陸軍合成營的組織型態與特性，在去年12月25日所刊登的《共軍陸軍合成營發展概況》中已有介紹，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未來共軍若武力犯台時，共軍陸軍合成營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共軍陸軍傳統編制遂行對台登陸作戰之困難
共軍未來若要對台灣進行登陸作戰，其登陸戰役的基本戰法應為「節點摧毀、擇弱登陸、快速奪控」；也就是設法先癱瘓我軍的抗登陸防禦體系，然後選擇防禦薄弱的地段實施多方向、有重點的立體登陸突擊，並於登陸後「採取信息突擊與火力突擊和兵力突擊，正面抗擊與翼側突擊，設障遲滯與側後威脅相結合的方法，協調一致地抗擊敵人反擊」。
然而，共軍陸軍傳統的「師-團」編製型態，並不適合實施前述戰法，原因包括台灣本島地理環境的限制，和攻擊部隊突破守軍防禦體系所需之戰力要求。
(一) 台灣本島地理環境的限制
傳統兩棲登陸作戰模式所需登陸場的正面與縱深較大，例如師級單位登陸正面約25到30公里、縱深15到20公里；團級單位的正面約6到8公里、縱深約8公里。除登陸正面與縱深外，對登陸場的海岸地形、水域與水文條件、登陸場後方地形等，都有頗嚴格的條件。再加上共軍登陸時，也會運用直升機自空中機降若干兵力；而共軍機降一個營所需的著陸場約2平方公里，使登陸地點的選擇還要再考慮周邊有無適合一定規模以上兵力著陸的地區。
換言之，共軍陸軍若循傳統兩棲攻擊模式，即便能解決登陸載具與跨海投送能力等問題，並輔以直升機機降兵力垂直登陸，台灣本島海岸地形也會對登陸部隊兵力規模與登陸場選擇造成嚴重的限制。少數適合地段不僅防禦體系較強，戰時也必定是我軍重兵扼守的區域，幾乎不可能形成「戰術奇襲」；而這少數適合地段中，有些還因為距台北地區較遠，不利共軍達成「速戰速決」的目標。
(二)攻擊部隊戰力要求
為使登陸部隊能在短時間內突破我軍防禦體系，共軍陸軍除仰賴海軍、空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的支援外，也必需強化登陸單位自行突破守軍防禦體系的能力。因此，登陸部隊除傳統的步兵外，還需有必要的反裝甲武器，和高度訓練的工兵、通信兵、防空兵、電子對抗兵、甚至網路部隊士兵等。而傳統的共軍師、團和營，是以單一兵種為主體的編制，特別是團與營級的合成性低，在台灣地形限制師級、甚至旅(團)級單位登陸作戰的情況下，登岸部隊未必能有足夠戰力，於短時間內突破我軍的海岸防禦體系。即便戰前臨時配屬，也可能出現指揮官不熟悉且無法掌握配屬單位特性，無法密切協同的缺失。
共軍陸軍合成營的影響
為突破台灣海岸地形的限制，共軍已開始研究「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登陸」。共軍認為這方式具有較大隱蔽性，可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我軍抗登陸障礙；在我軍預料不到的時間、地點和天氣條件下，實施全縱深多方向登陸，提高登陸作戰的有效性。
由於合成營所需登陸正面與縱深分別僅約3公里和2公里，只要指揮體系能負荷，未來共軍陸軍對台進行登陸作戰時，就可用合成旅甚至合成營為單位，搭載先進登陸載具，臨機挑選我軍防禦較薄弱的海岸，「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登陸」，以便實施「節點摧毀、擇弱登陸、快速奪控」的戰法。
同時，共軍合成營所配備、包含數據指揮鏈路在內的「一體化指揮平台」， 能接受戰場共同圖像、進行訊息的即時分配與傳輸，使高層指揮部有可能掌握這些於不同地點上陸、分進合擊的各個合成營。
此外，合成營擁有自身的支援火力、戰鬥支援兵力、戰場監偵與後勤保障能力，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多兵科與多專業的聯兵戰鬥群，使合成營比傳統陸軍營更適合投入對我軍防禦體系的攻堅作戰。同時，合成營能透過指揮數據鏈路直接呼叫精準打擊火力支援，彌補重型裝備不足的缺點。
換言之，共軍合成營理論上兼具所需登陸正面小、彈性大與合成性高等特點，更適合投入台灣本島的登陸作戰。
值得注意的是，當共軍精銳單位全面實現「模組化」，指參人員也都熟悉此種運作方式後，這些單位就可彼此互換、擴大、拼組，編組可適應不同任務的特遣部隊。日後共軍就不排除可依任務需要，以合成旅或合成營為單位，抽調陸軍各集團軍的特戰、陸航與兩棲單位，以及空軍空降兵與海軍陸戰隊之精銳，編組模組化的對台攻擊單位。
（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http://www.fengbau.com/?p=7458&fbclid=IwAR0B9kBfCn-nW_lDcLAN837zswKD1r_NT5fJdzg4ASRd4rkXYksTMXXZ3Is
3月31日中午11時，四架中共戰機自福州義序機場起飛後，分成兩個雙機編隊朝我海峽中線前進；其中第一批兩架並未飛越中線，但第二批則在澎湖西南方空域穿越海峽中線。在鄰近空域的我方偵巡機喊話後，卻一反常態地未立即返回中線以西；直到我增援戰機抵達，這兩架中共戰機才返回中線以西。據媒體報導，這兩架中共戰機在海峽中線以東空域共飛行約十分鐘。
共軍行動經過周密的計畫
自1999年兩岸軍方「中線默契」形成後的二十年間，雖也曾出現共軍軍機因為天候或操作失誤等緣故飛越中線，但在被我方或共軍戰管告知後，均會馬上折返。而31日這次確實是中共有意為之，且在事前經過相當的計畫作為。這可從共軍軍機從當日上午起，就在海峽中線以西頻繁起降演訓，和共軍第一批兩架戰機在靠近中線前折返等舉動可見端倪。前者是為了讓我軍的空中預警機、遠程雷達和電訊發展室等單位，不會特別注意這四架從福州起飛的戰機；後者則是為了讓我軍戰管人員先入為主地認為第二批戰機也會和前批一樣在海峽中線前掉頭，以延緩我軍戰管與鄰近空域警戒機的反應速度。
共軍挑戰兩岸軍事默契非首次
事實上，這並非共軍首次挑戰兩岸的「軍事默契」。在1999年以前，兩岸的「軍事默契」是共軍軍機活動範圍不超過福建沿岸往東延伸十五浬（約二十八公里）海面上空。此一「共機不出海，我機不進大陸」的默契是1958年八二三炮戰後逐漸形成的，即使是1996年到1997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中共軍機雖開始跨越十五浬範圍，卻是在海峽南北開口處，未真正飛進台灣海峽。
然而，當李登輝前總統在1999年7月4日，發表「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談話後，中共高層認為此種描述已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是對北京「紅線」的公然衝撞，必須做出強硬的表態，以迫使李前總統卻步並迫使華府出面善後。因此，共軍從七月中旬起，開始派遣少架次的戰機進入海峽中線西側巡航。而我軍則在美國的強力要求下，逼不得已同意將空中巡航範圍限縮到中線以東，「中線默契」從此逐漸成形。
共軍為何要打破默契
至於共軍為何再度採取行動挑戰兩岸的「軍事默契」，主要原因也和1999年類似，即北京認為若不強硬的表態，則所堅持的「紅線」將遭受嚴重的挑戰。
北京的擔憂，來自於第一，華府不僅在九個月內六度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還刻意將訊息公開；加上華府一連串提昇與台北政治、軍事交流的舉措，讓北京認為華府不排除片面採取行動，改變「華府-北京-台北」三方在互動上行之有年的默契；因此決定採取行動傳遞「若華府執意改變默契，則北京也有決心片面改變默契」的訊息，藉此提醒華府三思。第二，北京認為台北有意與華府聯手抑制北京，甚至連手刺探「紅線」；遂有意藉一個強烈的行動，傳達「北京即使無法對華府採取強硬的行動，但還是有能力對付台北」的訊息；或許北京更想讓台北清楚感受到，只要台北敢和華府聯手，則不論是誰主動，北京都會先拿台北開刀。
當然，北京也想透過挑戰「中線默契」的手段，對台北國安高層近日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表明北京的態度。
未來有無可能爆發激烈的軍事衝突
在北京派戰鬥機穿越海峽中線後，蔡總統也做出回應，甚至公開表示已下令國軍「對於蓄意越過中線的挑釁，必須第一時間強勢驅離」，引發外界對短期內兩岸有無可能因「中線默契」被打破而爆發激烈衝突的疑慮。
所幸值得安慰的是，兩岸軍方在當日空中短兵相接的過程中，都展現出一定的節制。推測國軍在2016年共軍開始頻繁實施遠海長航、甚至繞台飛行時，就已經針對共軍可能挑戰「中線默契」的想定，擬定了應變措施；因此在中共戰鬥機快速、無預警地越過中線後，在驚訝之餘仍能按照應變計劃處置，未採取過分激烈的空中迫近、甚至開啟射控雷達等舉動。
而共軍在執行穿越中線的行動時，不僅所挑地點是離台灣本島比較遠的空域；戰機越線後所飛行的方向，也未朝台灣本島逼近。甚至有媒體報導，在共軍軍機越過中線時，附近的M503航線竟也出現航班明顯減少的情形，不排除是中共刻意對空域進行管制，增加戰機迴旋空間以避免意外的預防措施。顯示中共僅管主動打破「中線默契」，卻也無意在此時引發激烈的軍事衝突。
因此，在兩岸與華府雖在言詞上互不相讓，實際行動時卻相當謹慎，均不願在此時引發激烈衝突的情況下，除非共軍主動升高行動強度，例如在中線較狹窄的部分穿越，或穿越後朝台灣本島逼近；否則我軍的「強勢驅離」也應該會按照既定的應變計畫走，維持一定的尺度。
儘管如此，若兩岸緊張情勢無法改善，則日後兩岸軍方在海峽中線附近短兵相接的情形還是可能會頻繁出現。因此比較該擔心的是萬一不幸發生意外，或是雙方人員擦槍走火，則在兩岸官方嚴重缺乏互信、溝通機制又極不順暢的情況下，就可能爆發「華府-北京-台北」三方都不想要的危機。
(揭仲／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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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中共殲11戰機昨日在澎湖群島西南方「台灣灘」海域上空跨越海峽中線，學者認為，這是共軍自1999年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談話後，中共軍機打破原先不超過大陸沿岸向東延伸15浬海面上空的默契，大舉進逼至海峽中線以西後，另一個企圖打破默契，樹立新現狀的舉動。此舉一則與美國準備出售先進的F-16V戰機給台灣有關，二則在對美國官員近期意圖改變一中政策的談話，進行試探與警告。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召集人林郁方表示，台灣與大陸最近處是新竹，兩地直線距離僅70浬，但中共未選擇自此處越線，而自較遠的澎湖海域越線試探。他認為，兩岸關係複雜曖昧，我國在海峽中線以西的金、馬外島駐軍，我方軍用運輸機與軍艦，因運補也會穿越海峽中線，分際很難劃分，若兩岸關係不穩，外島極易成為中共軍事施壓與恐嚇的目標，兩岸在軍機跨越中線這件事要保持默契，顯然無法只靠軍事與外交來維持民心穩定。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則表示，以往雖曾出現共軍軍機因為天候或迴旋半徑未算好等因素而越過海峽中線，但通常會馬上返回。但從目前媒體報導顯示，中共越過海峽中線的軍機並非單機，至少是一個雙機編隊，且在我戰機前往監控時仍繼續逗留，未馬上回到中線以西，且共軍戰管也未呼叫共軍戰機返回等跡象，顯示這應該是共軍有意為之的動作。倘若真是中共高層授意，則這就是共軍自1999年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談話後，中共軍機打破原先不超過大陸沿岸向東延伸15浬海面上空的默契，大舉進逼至海峽中線以西後，另一個企圖打破默契，樹立新現狀的舉動。
至於共軍為何採取此一行動。揭仲認為，第一，華府最近多次派船艦通過台灣海峽還刻意公開，加上華府許多對台北友好的舉動，讓北京覺得有必要讓華府曉得，若華府執意片面改變華府-北京-台北三方在互動上行之多年的默契，則北京也有決心採取改變默契的行動，並藉此傳達「還望華府三思」的訊號。第二，北京也有意讓華府與台北感受到，只要北京覺得華府有意和台北聯手採取有可能觸及北京紅線的行動，北京縱然無法對華府採取強硬的行動，但還是有能力對付台北；第三，對台北國安高層近日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表明北京的態度。
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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