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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國防, 中共軍事, 南海問題 (email : ly10717b@gmail.com)

一月 2020

【選後分析】揭仲/3個因素影響北京對台軍事行動 (轉載自 2020年1月13日 ETtoday新聞雲 雲論)

選後北京對台灣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

2020大選的結果已在11日晚間揭曉,執政的民進黨不僅以破紀錄的817萬票贏得總統選舉,在立法院也拿下過半的61席,再度完全執政。此一結果對北京來說,雖說是最不樂見的情形,但也絕不是毫無準備。跡象顯示,北京早已針對此次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所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組合」,備妥了因應劇本。而在北京接下來要端出的劇本中,武力會扮演甚麼角色,也格外引發關注。

影響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因素

在探討選後北京究竟是否會對台採取武力行動、或者會採取哪些武力行動時,要先考慮三個因素: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和執行時的技術考量。

首先,在對台政策的思維方面,自2016年民進黨首次完全執政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路線就已出現了轉變,認為今後在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不必再像以往那樣擔心台灣民眾的感覺;甚至認為「目前是柔性台獨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種種強制的手段,讓台灣百姓知道走不通後,台灣百姓的思想也會變化…大陸不怕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這是必經的過程,必須要讓台灣民眾對政府產生反感,反感才能反思」。

此一路線,相信在此次大選後將更為堅定,使北京必然會對台北採取某些強硬的行動,其中就包括武力的運用。但由於此一路線還是以「改變台灣民眾的態度」為目的;除非政治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否則北京在武力的使用上,不會馬上考慮武力犯台;還是會以「表明態度」、「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和「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對「武力的展示性使用」來支援其「強制外交」,以「說服對手停止或消除某些已經開始的行為,或使對手採取某些原本無意採取、卻是北京希望的行動」。

第二,在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方面,受到「華府抑制北京的氛圍依然濃厚」、「華府與北京的貿易談判好不容易獲得具體進展」,與「華府將在11月3日舉行大選」等因素的影響,使北京在1月11日到年底的這段時間內,在對台採取行動時,勢必要考慮華府對個別行動方案,所可能採取的反應。

第三,在執行技術方面,則是要在連串的行動之間,保留彈性與行動升級的空間。避免重踏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突然大幅升高緊張情勢,導致華府最後決定介入、甚至重啟與台北軍事交流的覆轍。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之目的與可能位置

綜合考量這三項因素後,就可以對選後北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是否發動、發動的目的、位置與手段來加以研判。首先,由於選舉的結果是北京最不樂見的情形,因此北京應該會採取若干軍事行動來表明立場,並預防再度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甚至華府因誤判北京態度,遂嘗試採取衝撞北京紅線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極有可能在選後不久的時間內,再拿下我方的邦交國,讓台灣民眾感受到「痛」。

在軍事行動的目的方面,短期內還是以「表明態度」和「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為主;至於「強制外交」,則由於華府的氛圍對北京頗不友善,北京主動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偏低。但若有重大突發性的意外,或台北、甚至華府先採取某些嚴重衝擊北京底線的行為,則北京不排除會藉機發動「強制外交」,利用華府和台北在安全利益上的不一致,尋求與華府對話,並促使華府出面要求台北做出改變。

在軍事行動的位置方面,應該還是以台灣本島周邊海空域,或離島中較具戰略價值的東引島為主;對南海我方實質掌控之太平島與東沙島進行滋擾,或干擾我機艦往返的可能性則偏低。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手段

在軍事行動的手段方面,短期內為避免大幅衝擊與華府之間的關係,立即採取如同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對台灣量身打造「非例行性」與「高針對性」之大型軍事演習的可能性偏低;與俄羅斯海軍軍艦聯合巡弋台海,或在台灣東部西太平洋、南部巴士海峽進行聯合操演的可能性也不高。推測還是以結合(頂多略為調整)既定、年度計畫性的演訓,再搭配經過設計的宣傳。而此種結合年度計畫性演訓的方式,也有利於操作軍事行動的升級。因為在3月到5月,即蔡英文總統5月20日發表就職演說前,本來就逐漸進入共軍各戰區實施軍種內部操演的時間;在就職演說後的7月到9月,則是共軍開始進行戰區、甚至跨戰區聯合演習的時間。換言之,只要輔以精心設計的宣傳,光憑這些計畫性的演習,就能營造緊張情勢逐漸升高的印象,卻又不會過分衝擊區域安全情勢。

在具體的行動上,則包括比較正規的「軍機恢復繞台」、「軍機在防空識別區界線內緣飛行」、「軍艦或艦隊繞行台灣東部海域鄰接區外圍並進行操演」和「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但不排除會以短期內,密集連續出現的方式進行。事實上,在2018年4月3日,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在立院脫口表示自己是「臺灣獨立工作者」後,共軍即在4月18日至5月31日,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對台灣發動了七起軍機繞台(包括5月11日雙向繞台,以兩起計)、兩起艦隊繞行台灣東部,和一起「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

此外,也不能排除北京會採取若干針對情勢量身訂做、但規模較小的行動,例如

1.再度派遣軍機在海峽中線南北兩端穿越、甚至逐漸形成新的慣例;

2.派遣無人機進入某些離島12海里範圍內的空域,或在防空識別區內緣長時間飛行;

3.出動大批具備海上民兵身分的漁船,在非休漁期內進行操演,或包圍東引島等具戰略價值的離島。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當美國總統大選的變數逐漸釐清,且越接近2023年9月四席大法官同意權行使的時間點時,北京對台「量身打造」具強烈針對性軍事行動,甚至尋求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將逐漸上升。

原文網址: 【選後分析】揭仲/3個因素影響北京對台軍事行動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624440#ixzz6LB4hNLjC

 

 

 

 

 

揭仲專欄:該正視參謀總長的職權問題(轉載自2020年1月9日 第 1714 期新新聞周刊)

引言: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軍旅生涯中備受肯定,殉職引發國人極大關注與惋惜。總統蔡英文為沈總長由追晉為一級上將。而這也觸及了國軍參謀總長的職權,在法律與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一月二日上午,國軍一架UH-60M黑鷹直升機在新北、宜蘭交界處山區不幸失事,造成包括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在內、多達八人死亡、另有五人受傷的慘劇。

參謀總長難做滿兩年

由於沈上將在軍旅生涯中的表現備受肯定,又是我國自行憲以來,第一位在視察部隊過程中殉職的參謀總長,不僅國軍上下為之震動,也引發國人極大的關注與惋惜;眾多與此次意外相關的消息,也持續佔據不少媒體版面。而在相關報導中,有部分其實觸及了目前國軍參謀總長的職權,在法律與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蔡英文總統在三日裁示,將殉職的沈總長由二級上將,追晉為一級上將。這是因為在二○一三年《參謀本部組織法》正式實施後,承平時期參謀總長的編階,由先前的四星一級上將,降編為三星二級上將;但新法開始實施後不久,參謀總長很難做滿任期的問題立即浮現。

因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六條,明訂二級上將「服現役最大年齡」為六十四歲;而國軍參謀總長乙職,被視為是現役軍人的最高職位,絕大多數是由曾任軍種司令的現階二級上將接任。此一慣例,加上國軍對中高階軍官晉階的條件限制,導致新制下的參謀總長,往往連一任兩年都做不滿。例如在新制實施後,首位獲任命的嚴明上將,離屆齡退役只剩十一個月 (實際擔任七個月);從嚴明上將到沈一鳴上將,共六位參謀總長中,除李喜明上將外,其他均不滿兩年,邱國正上將更僅有五個月。

此次不幸殉職的沈一鳴上將,是在一九年七月一日接任;若無此次意外,到二一年的四月也將屆齡退役,無法做滿兩年。

不只是部長的軍令幕僚長

若參謀總長僅是部分媒體在報導中,所說的「部長的軍令幕僚長」,影響或許還沒那麼大。但依照《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參謀本部為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參謀總長則依國防部長的命令,指揮「編配之機關、作戰部隊」,為戰時三軍聯合作戰的司令官。因此,參謀總長同時具備「部長的軍令幕僚長」、「軍隊之腦」與「戰時聯合作戰司令官」等三重身分,與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僅具前兩種身分,不直接指揮作戰有差異。若參謀總長無法久任其職成為常態,勢將對國軍戰略計畫的設計與修訂,和戰時擔任聯合作戰司令官等職能,造成不利的影響。

當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謀總長將承總統與部長之命,擔任聯合作戰司令官;參謀本部也將按照「平戰轉換」機制,成為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但此機制在狀況發生時,能否迅速轉換、並妥善負起聯合作戰指揮的職能,不無疑問。

第一,我國平時並無常設的聯合作戰司令部,參謀本部在戰時若要轉換為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是以既有人員為核心,再納編國防部與軍種司令部的參謀軍官。但此種臨戰時才開設、平時缺少聯合運作演練的設計,能否在未來若共軍侵台、預警時間將大幅縮短的情況下,讓聯合作戰司令部的運作迅速上軌道,有待商榷。

相形之下,共軍新成立的五大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值班人員大部分是領有合格受訓簽證、類似美軍「聯合專業軍官」的人員;與我國衡指所內平時值班之軍官幕僚,部分是由參謀本部與國防部相關業務人員,「輪流」前往值班的做法不同。

第二,參謀總長雖為戰時的聯合作戰指揮官,但預定交由總長指揮的聯合作戰部隊,在承平時期的高階人事、重大武器採購與預算編列等,主要還是由軍種司令部主導,總長和參謀本部只有建議權與部分的審核權;使總長在承平時期,無法按作戰計畫,有效整合協調責任範圍內的作戰資源。此一缺失,若加上總長往往連基本任期都做不滿,影響將更為嚴重。

要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的晉升

第三,國軍並未如同美軍,有「聯合專業軍官」、「關鍵性聯合職位」,和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晉升等設計;使軍官多半將能否回到所屬軍種任職,當成晉升的主要途徑,比較不願意長期擔任聯合職務。相形之下,共軍在此波軍事改革中,可能仿效美國,採取在晉升或占缺時,優先保障擔任過聯合職務的參謀軍官。

因此,國軍除應修法解決總長無法久任的問題,也應考慮於參謀本部下,增設聯合作戰司令部,並由一位副總長專職擔任司令,率領若干專職的聯合職務參謀軍官常駐衡指所。除擔任戰備值班的核心,也協助規劃聯合作戰相關事宜;戰時則成為總長指揮聯合作戰的參謀長,確保參謀本部在臨戰前能迅速轉換。同時引進美軍「聯合專業軍官」等設計,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的發展,提升國軍聯合作戰指揮效能。(轉載自2020年1月9日第1714期 新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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