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疫情嚴峻卻未降低美中在南海軍事對峙。遼寧號航艦戰鬥群在四月十二日進入南海進行操演，美國兩棲突擊艦也與澳洲巡防艦在南海聯合操演。未來中共與美國航艦戰鬥群同時現身南海的機會恐將更形頻繁。

近日，中共和美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非但沒有因為疫情嚴峻而緩和，還出現逐漸升溫的情形。先是以色列ＩＳＩ衛星公司在四月十日所拍攝的照片顯示，中共在南沙群島的永暑島上，部署高新6號反潛機；緊接著，中共遼寧號航艦戰鬥群則在四月十二日，從巴士海峽進入南海進行操演，直到二十二日。

四月至今美軍機十二度進南海

至於美國，光是從四月一日到二十五日，就十二度派遣軍機從巴士海峽進入南海；而目前美軍在西太平洋唯一可供艦載機作業的海上作戰平台，搭載F-35B戰機的美利堅號兩棲突擊艦（USS America LHA-6），於十日結束在東海的操演後，也立即率護航艦南下，前往南海與澳洲海軍帕拉曼塔號巡防艦（HMAS ParramattaFFH 154）進行聯合操演。「美利堅號」遠征打擊支隊指揮官卡契更證實，支隊在航向演習區途中，還在南海與中共艦隊「有互動」。

遼寧號航艦戰鬥群此次跨區機動至南海，目的是與南部戰區所屬機艦，進行年度計畫性的綜合攻防對抗演習。事實上，去年六月遼寧號航艦戰鬥群在從宮古海峽穿越第一島鏈，前進至沖之鳥礁與關島之間的水域後，也調頭經菲律賓南方的蘇祿海進入南沙群島海域，再由南往北穿越整個南海。顯示中共的航艦戰鬥群在定編後(未來應會再納入「○五五級」驅逐艦)，每年均會前往南海進行操演；除利用南海寬闊的海空域實地演練各種戰術，也持續驗證南海基地體系在「支援航艦戰鬥群」與「掌握周邊軍事動態」等方面的能量，作為後續改進的基礎。

相形之下，高新6號反潛機前進部署至南沙永暑島，並未獲得媒體太多的關注，但其對南海軍事形勢的影響，卻絕對不容小覷。

南海普遍水深達一二一二公尺，利於潛艦的隱蔽、訓練、設伏和作戰，是中共想掌控的近海中最優良的潛艦活動區域。尤其在南沙群島附近，不僅最大深度達五五六七公尺，而且「水下暗礁和火山密布、暗流湧動」，原本就是潛艦訓練和隱蔽的良好場所。換言之，南沙群島周邊複雜的海底地形與水文條件，不僅可讓中共潛艦部隊有可能避開西方國家的跟蹤和監視，突破島鏈封鎖，進入西太平洋執行戰略任務，也同時為西方國家與越南等國的潛艦潛伏，伺機對中共發動攻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中方對南海水下監控力提升

事實上，中共在南沙群島七個島礁填土造陸興建的基地體系，對南沙群島周邊主要航道，包括南華水道、華陽水道和南沙東水道等，都具備一定的控制力。其中，永暑島位於南沙海上航行危險區的西側邊緣，距南海西部主航線約一八五公里；不僅是中共所控制的南沙島礁中，最靠近南海西部主航線者，也位在南華水道與南海西部主航線的交匯點附近。

因此，中共在永暑島部署航程達五千公里、續航力近十小時的高新6號反潛機，除了可一定程度抵銷越南海軍基洛級潛艦對南海西部主航線上的中共船艦威脅；也能在南沙基地體系其他島嶼，例如美濟、赤瓜和東門等的支援下，對從菲律賓海方向進入南華水道的潛艦構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更值得注意的是，未來中共若分別在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都進駐高新6號反潛機，並採雙向對飛的模式執行反潛任務；在效率上，要比目前從海南島往返的單向遠距飛行提升四倍。若日後能搭配固定的海底聽音網路，可大幅提升共軍對南海水下動態的監控，有助於掌控地形複雜、卻長期處於防禦脆弱狀態的南海深海海盆區，提升對美軍核子動力潛艦的偵測能力。

在美國方面，此次美利堅號遠征打擊支隊與澳洲海軍巡防艦進行聯合操演的位置，就在十七日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鑽油船，與中共海洋地質8號對峙的海域附近。在此之前，海洋地質8號也曾在由排水量近萬噸的海警5901號艦所領軍、至少十艘中共海警船艦護航的情況下，於十三日前往越南所控制的萬安灘海域執行任務，並與至少四艘越南海警船發生多次對峙。

美利堅號展現美助友邦抗中決心

因此，這次美利堅號結束東海操演後，立即前往南海。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南海周邊國家展示，儘管現階段美軍航艦的反應能力降低，但美軍仍有決心與能力，採取行動以支援各國對抗中共的壓力。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六月遼寧號航艦戰鬥群從蘇祿海進入南海時，美軍雷根號航艦（USS Ronald Reagan CVN-76）打擊群，也在這個時間點前後，於南海進行聯合演訓。加上今年美國美利堅號遠征打擊支隊的行動，是否代表日後隨中共航艦戰鬥群常態化地前往南海實施戰術訓練後，中共與美國航艦戰鬥群同時現身南海的機會將更形頻繁。(轉載自2020年4月29日 新新聞週刊第1730期)

引言        《環球時報》在下午四點發表社評〈世界進入多事之秋，台當局須悠著點〉，文中強烈批判台北與華府近期互動，更以「勿謂言之不預」結尾，而這句話在中共與印度邊境戰爭、中共與蘇聯珍寶島事件，與「懲越戰爭」前都曾出現。

共軍與美軍雖然都在此波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中，先後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但雙方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活動卻未因此變得比較平靜。

藉計畫性演習釋放政治訊息

共軍在武漢地區疫情依舊棘手的二月九日與十日，連續派出機群從巴士海峽穿越第一島鏈，進行遠海長航演訓，其中九日還實施繞島，十日更派軍機穿越海峽中線；三月十六日則派出機群，在台灣西南方海域進行夜間訓練，期間曾接近我防空識別區。

最新一波則是在四月十日，先是上午共軍派出機群在巴士海峽穿越第一島鏈，實施遠海長航；到了傍晚，日本自衛隊於長崎縣西南方約四二○公里的海域，發現以「遼寧號」為首，加上兩艘052D型飛彈驅逐艦、兩艘054型飛彈護衛艦與一艘901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航艦戰鬥群，隨後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

共軍機群十日在台灣西南方海域的遠海長航，在操演時間、內容、機種和數量等方面，與以往相較並未特別突出，推測是共軍年度排定的「體系化」訓練。而遼寧號航艦戰鬥群在編組上，幾乎與去年六月穿越沖之鳥礁、挺進至關島周邊，再往西繞行蘇祿海進入南海時的編組完全相同，應是共軍累積航艦戰鬥群運作經驗、提升整體戰力的年度計畫性行動。

但就在十日共軍機群穿越巴士海峽後、遼寧號航艦戰鬥群現蹤之前，《人民日報》系統的《環球時報》，在下午四點發表社評〈世界進入多事之秋，台當局須悠著點〉，文中強烈批判台北與華府近期互動，最後更以「勿謂言之不預」結尾。

這句話在中共與印度邊境戰爭、中共與蘇聯珍寶島事件，與「懲越戰爭」前都曾出現，顯示共軍在四月十日與十一日的動作，極可能是北京藉共軍年度計畫性演訓，在執行時間上略為調整，以搭配政治動作，向外界傳送政治訊息。

警告台北、華府別衝撞北京紅線

北京所要傳達的政治訊息包括：第一是藉由空軍與海軍同一天、於南北不同區域進行大規模操演，傳達疫情對共軍的影響已大幅降低的訊息，共軍仍舊有能力向海外執行一定規模的軍事行動；第二則是在前個訊息的基礎下，警告台北與華府不要因為錯估共軍的行動能力，貿然衝撞北京「紅線」。

「勿謂言之不預」一語，雖然在前幾次出現之後，多爆發了軍事衝突，但這次北京選擇由較具鷹派色彩且權威性低的《環球時報》披露，而非《人民日報》或《新華社》，顯示北京有意保留彈性，避免過度升高區域緊張。

另一方面，美軍也是動作頻頻。在共軍於二月九日與十日兩度派機群實施遠海長航後，美軍軍機於二月十二日同時現蹤台灣西部及東部；軍艦也在二月十六日航經台灣海峽。

就連美軍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羅斯福號與雷根號航空母艦，於三月二十四日與二十七日先後傳出官兵確診武漢肺炎後，美軍活動頻率非但沒減少，反而明顯增加。

先是太平洋艦隊於二十七日清晨主動公布，一艘勃克級驅逐艦在二十五日航經台灣海峽，接著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八日短短十五天內，又五度派遣軍機出現在台灣周邊。

在四月十日中共空軍與海軍於南方與北方都有較大的動作後，美軍不僅在當天下午與次日派出電子偵察機，前往巴士海峽與南海附近巡弋，海軍也在十一日與十二日主動公布勃克級驅逐艦在十日由北往南航經台灣海峽，以及兩棲突擊艦美利堅號十日在東海與日本自衛隊聯合操演，並起降F-35B戰機的消息。

值得注意，自三月二十五日以來，美軍在中國大陸周邊軍機出現次數增加，其中包含高比例的電子偵察機。當中共採取若干動作，例如四月十日共軍同時在南北出現大動作後，美軍機艦的反應時間不僅縮短，官方也在短時間內主動公布，刻意提升能見度。

這應是西太平洋美軍在羅斯福號航艦，因多位官兵感染武漢肺炎被迫滯留關島，使航艦戰鬥群的反應能力下降，且其他四艘部署在太平洋的航艦亦有三艘傳出官兵確診後，所採取的應變措施。

美航艦染疫藉電子偵測預警補強率

美軍之所以頻繁出動電子偵察機，除藉機蒐集共軍電子參數與技術情報，推測也有強化情蒐活動以維持對共軍行動的預警，減輕航艦戰鬥群反應能力下降所造成的衝擊。

同時，美軍也藉增加機艦出現頻率與能見度，向中共與周邊國家傳達：雖然航艦戰鬥群的反應能力下降，但其他單位的戰備已提升，藉此強化區域各國的信心，並防止中共因誤判而輕舉妄動。(轉載自2020年4月16日 新新聞周刊 第1728期)

引言：軍改後，省軍區在戰時的主要任務轉變為對戰區軍事行動的「支援保障」。國防動員執行工作主要落在省這個階層。在這次抗疫行動中可檢證省軍區的動員能力。

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一月二十七日作出「重要指示」，動員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投入「疫情防控狙擊戰」後，共軍也大力動員，支援各地的防治工作。而共軍此次抗疫的要角，除高度曝光的聯勤保障部隊與各單位醫護人員外；軍改後，改隸軍委國防動員部的省軍區，也在物資動員、運輸，及地區抗疫能量的整合上，承擔不少任務。

小標；省軍區國防動員的大練兵軍改後，省軍區在戰時的主要任務，已經由「地區防衛」轉變為對戰區軍事行動的「支援保障」。因此，國防動員就成為省軍區的主要責任。特別是當前中共的動員體系中，雖然有「國家、省、市、縣」等四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設計；但戰區並未設立國防動員委員會，使國防動員的執行工作主要落在省這個階層。事實上，省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就設在省軍區。

在一月下旬共軍大舉投入抗疫作戰時，所需物資初期是取自共軍的庫儲，特別是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及五大聯勤保障中心，包括鄭州的戰略投送基地；但隨著疫情擴大，庫儲早已不敷所需。使得對武漢與湖北境內其他疫區的物資供應，包括部分防疫物資與全部的民生物資，就必須由湖北及各地的省軍區，透過動員民間物力與運輸工具的方式來填補。在省軍區籌措物資，支援抗疫的過程中，可發現下列值得注意的訊息：

• 「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的實戰化運用。例如安徽、河北、湖南、河南、陝西、寧夏等省軍區與內蒙古軍區，就從各自的「國防動員潛力資料庫」所儲存的數據資料中，遴選轄區內物資儲備量較大的企業，籌措各類生活和醫療物資，再透過湖北省軍區，輸送到疫情較嚴重的地區。
• 「專案對接」支援模式的實兵驗證。共軍也指派十九個省軍區(或警備區)，專責對湖北某個重災區供應物資；形同對共軍支援特定戰略方向大規模軍事行動時，所計畫採用的「專案對接」模式進行驗證。
• 「跨區機動」的實兵演練。支援作戰部隊及物資的跨區機動，包括民用運輸工具的動員編組，也是省軍區的重要職能，因此省軍區在這次抗疫作戰中還要負責將物資運往湖北。除部分是向戰區軍事運輸投送調度中心申請支援，其餘則是協調民間運輸及物流業者實施。例如浙江省軍區就協調民營物流業者，組織航空運輸十餘架次、陸運七百六十餘車次，於二月二十二日向湖北承運物資一千餘萬件、消毒液九十餘噸。截至三月十日止，全大陸至少有三十餘家物流企業被動員，形同物流業支援軍事運輸的大練兵。

軍委另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除了物資籌措與運輸，由於中共在湖北的抗疫作戰中，存在行政體系與軍方二元領導的情形，使湖北省軍區在抗疫能量的整合上，擔負吃重的角色。

當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擔任組長，並向湖北派出指導組的決策時。中共中央軍委在同一時間、甚至更早，就基於「軍委主席負責制」中規定「全國武裝力量由軍委主席統一領導和指揮」，另外成立「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揮共軍「積極參加國務院應對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工作」。以軍委後勤保障部為核心，納編國防動員部等軍委職能部門，所組成的「軍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則早在二十四日就已經開始運作。

在湖北的疫情防治工作上，「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則是派員參加前述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並組成「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除指揮投入防疫的共軍及武警，也負責與行政體系的協調事宜。

省軍區不僅在平時就擔任「地方黨委的軍事部」，湖北省軍區司令馬濤少將，也同時擔任湖北省黨委會的「戎裝常委」，負起軍委國防動員部、中部戰區，與湖北省政府間的協調溝通事宜。因此，湖北省軍區，及以省軍區為主體的國防動員委員會，應會在前述「中央赴湖北指導組」與「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的協調整合上，扮演關鍵角色。

只有十九省市區和湖北專案對接

雖然各地省軍區因還在調整改革的過渡階段，不僅人少事繁，加上許多與「軍民融合」和國防動員有關的機制仍在摸索，使各地省軍區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現不一。例如中共的三十一個省區市，雖已依據「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實施動員，但和湖北進行「專案對接」的只有十九個。部分省軍區在執行動員與運輸任務時，明顯是臨時抱佛腳，而非按照先既有的計畫執行。但省軍區在動員體系中的角色，與日後支援戰區大規模軍事行動時可能發揮的作用，值得關注。(

引言：軍改後，省軍區在戰時的主要任務轉變為對戰區軍事行動的「支援保障」。國防動員執行工作主要落在省這個階層。在這次抗疫行動中可檢證省軍區的動員能力。

主文

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一月二十七日作出「重要指示」，動員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投入「疫情防控狙擊戰」後，共軍也大力動員，支援各地的防治工作。而共軍此次抗疫的要角，除高度曝光的聯勤保障部隊與各單位醫護人員外；軍改後，改隸軍委國防動員部的省軍區，也在物資動員、運輸，及地區抗疫能量的整合上，承擔不少任務。

小標；省軍區國防動員的大練兵軍改後，省軍區在戰時的主要任務，已經由「地區防衛」轉變為對戰區軍事行動的「支援保障」。因此，國防動員就成為省軍區的主要責任。特別是當前中共的動員體系中，雖然有「國家、省、市、縣」等四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設計；但戰區並未設立國防動員委員會，使國防動員的執行工作主要落在省這個階層。事實上，省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就設在省軍區。

在一月下旬共軍大舉投入抗疫作戰時，所需物資初期是取自共軍的庫儲，特別是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及五大聯勤保障中心，包括鄭州的戰略投送基地；但隨著疫情擴大，庫儲早已不敷所需。使得對武漢與湖北境內其他疫區的物資供應，包括部分防疫物資與全部的民生物資，就必須由湖北及各地的省軍區，透過動員民間物力與運輸工具的方式來填補。在省軍區籌措物資，支援抗疫的過程中，可發現下列值得注意的訊息：

• 「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的實戰化運用。例如安徽、河北、湖南、河南、陝西、寧夏等省軍區與內蒙古軍區，就從各自的「國防動員潛力資料庫」所儲存的數據資料中，遴選轄區內物資儲備量較大的企業，籌措各類生活和醫療物資，再透過湖北省軍區，輸送到疫情較嚴重的地區。
• 「專案對接」支援模式的實兵驗證。共軍也指派十九個省軍區(或警備區)，專責對湖北某個重災區供應物資；形同對共軍支援特定戰略方向大規模軍事行動時，所計畫採用的「專案對接」模式進行驗證。
• 「跨區機動」的實兵演練。支援作戰部隊及物資的跨區機動，包括民用運輸工具的動員編組，也是省軍區的重要職能，因此省軍區在這次抗疫作戰中還要負責將物資運往湖北。除部分是向戰區軍事運輸投送調度中心申請支援，其餘則是協調民間運輸及物流業者實施。例如浙江省軍區就協調民營物流業者，組織航空運輸十餘架次、陸運七百六十餘車次，於二月二十二日向湖北承運物資一千餘萬件、消毒液九十餘噸。截至三月十日止，全大陸至少有三十餘家物流企業被動員，形同物流業支援軍事運輸的大練兵。

小標：軍委另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除了物資籌措與運輸，由於中共在湖北的抗疫作戰中，存在行政體系與軍方二元領導的情形，使湖北省軍區在抗疫能量的整合上，擔負吃重的角色。

當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擔任組長，並向湖北派出指導組的決策時。中共中央軍委在同一時間、甚至更早，就基於「軍委主席負責制」中規定「全國武裝力量由軍委主席統一領導和指揮」，另外成立「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揮共軍「積極參加國務院應對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工作」。以軍委後勤保障部為核心，納編國防動員部等軍委職能部門，所組成的「軍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則早在二十四日就已經開始運作。

在湖北的疫情防治工作上，「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則是派員參加前述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並組成「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除指揮投入防疫的共軍及武警，也負責與行政體系的協調事宜。

省軍區不僅在平時就擔任「地方黨委的軍事部」，湖北省軍區司令馬濤少將，也同時擔任湖北省黨委會的「戎裝常委」，負起軍委國防動員部、中部戰區，與湖北省政府間的協調溝通事宜。因此，湖北省軍區，及以省軍區為主體的國防動員委員會，應會在前述「中央赴湖北指導組」與「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的協調整合上，扮演關鍵角色。

小標：只有十九省市區和湖北專案對接

雖然各地省軍區因還在調整改革的過渡階段，不僅人少事繁，加上許多與「軍民融合」和國防動員有關的機制仍在摸索，使各地省軍區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現不一。例如中共的三十一個省區市，雖已依據「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實施動員，但和湖北進行「專案對接」的只有十九個。部分省軍區在執行動員與運輸任務時，明顯是臨時抱佛腳，而非按照先既有的計畫執行。但省軍區在動員體系中的角色，與日後支援戰區大規模軍事行動時可能發揮的作用，值得關注。(轉載自2020年3月19日 第1724期 新新聞周刊)

引言：共軍馳援湖北抗疫的過程顯示，衛勤緊急應變能量，在人員及物資方面，已能基本滿足「大型島嶼聯合進攻作戰」在數量上的要求。提升整備運送速度和戰場救援能力，是後續整建重點。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大陸依舊嚴重，而共軍支援「疫情防控狙擊戰」的過程，也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跡象顯示，共軍在軍改後的若干變革，包括聯勤保障部隊、戰略投送體系、「軍民融合」和省軍區等，在迄今的抗疫作戰中，已發揮一定的功效。

檢視共軍衛勤、戰略投送能量

在習近平於一月二十七日做出「重要指示」，正式動員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投入「疫情防控狙擊戰」後；基於「黨指揮槍」的原則，共軍開始大力支援各地的疫情防治工作。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和中共為控制疫情傳播所下達的「封城令」，衍生出的物資供給需求；使這次馳援湖北的共軍，以衛勤、戰略投送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相關人力為主。讓外界得以觀察新體制下，共軍前述單位的運作情形與效能，並評估其支援特定戰略方向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大量傷病患救治的能量。

以武力犯台的「大型島嶼聯合進攻作戰」為例。相關研究指出，由於我軍在戰略預警、精確打擊、聯合制壓和一體化聯合防空作戰等方面的能量，和渡海作戰艱困的戰場環境等因素，使參戰共軍的「戰鬥減員率」頗高；最低的火箭軍約四％到六％，參與制海權爭奪與海上航渡作戰的部隊，則可能高達一三％到一七％，傷患總數可能高達十餘萬。為處理這些傷病員，東部戰區在啟戰後不久，所需備便的醫療床位估計至少需要五萬張。還有研究指出，由於戰場環境惡劣，特別是許多傷患產生的地點可能是在海上、甚至台灣本島東部的西太平洋深水區；使傷患重傷員比例偏高，最高可能逼近六萬人。

在這次共軍馳援湖北的過程中，可發現下列值得注意的訊息：

• 新成立的聯勤保障部隊，不僅在五大戰區中，負責物資的籌措與供應；也是戰區戰略投送指揮體系的核心，承擔支援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聯合投送計畫、決策、組織籌畫等任務。此外，聯勤保障部隊還掌握共軍七成的衛勤能量。這些設計，使衛勤人力物資的整備、動員與運送安排，都集中由聯勤保障部隊負責，在共軍迄今的抗疫作戰中，展現一定的效能。光是二月二日，聯勤保障部隊運輸投送局就從南京、廣州、蘭州、瀋陽、石家莊、洛陽、信陽等七個地點，同步裝載醫護人員與物資進入武漢。

共軍衛勤緊急應變能量基本滿足攻台所需

• 為提升戰略投送能力，共軍已啟動戰略投送基地的建設工作。其中，隸屬鄭州聯勤保障中心的「中心投送基地」，已於一七年初開始運行。該基地主要由四個貨運站、聯檢候機室、物資堆場、集結待運區及其相關作業人員和配屬設備等構成；著重運用軍事物流與倉儲技術，並結合軍用與周邊民用的運輸工具和場站設施，執行部隊、物資與裝備的快速轉運投送。中心所屬的二號與四號貨運站，平時就專責擔任「野營物資及衛生裝備」和「藥品、食品等應急物資」的預儲和轉運。跡象顯示，該中心在這次支援湖北的抗疫作戰中，在物資的供輸、調度與轉運上，扮演關鍵角色。
• 共軍聯勤保障部隊除在短時間內，於武漢完成數個方艙醫院，還透過「軍民融合」的機制，調動大量的人力、建材、器材與物資，於十天內完成火神山醫院的興建。儘管外界對這些醫院的設施品質與管理存在不少質疑，但這證明共軍已經有能力在短時間內，運用軍方和民間的資源，設立並管理多所大型、甚至專門用途的野戰醫院，收治大規模軍事行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傷患。事實上，在共軍馳援後，二月二十一日武漢的隔離治療點和觀察點中，可用床位已擴充到七萬四千多張。此一數字，已超過「大型島嶼聯合進攻作戰」所需的五萬張基本病床數。

整體而言，這次馳援湖北抗疫的過程，顯示共軍的衛勤緊急應變能量，於整合民間資源後，已能基本滿足「大型島嶼聯合進攻作戰」在特定時間與範圍內，調度、部署一定數量之人員、病床與物資上的要求。但要達成「速戰速決」、以「避免外力可能的干預」之目標，在我軍擁有強大戰略預警能力的情況下，目前共軍衛勤人力及物資的整備與運送速度，研判還無法符合要求。因此，提升整備與運送速度，與傷患(特別是落海傷患)的救援和後送，應會成為後續階段的整建重點。

省軍區所動員「新質民兵」

最後，改隸軍委國防動員部，並調整功能後的省軍區，也在共軍此次抗疫作戰中初試啼聲。除動員民兵支援小區封閉管理、物資配送與生產，甚至企業的復工事宜，也承擔物資跨省運輸的協調與籌劃工作。此外，在若干省軍區所動員的民兵中，包括了心理諮商、無人機、資訊網路等「新質民兵」，相關的發展及未來運用模式，值得關注。(轉載自2020年3月6日第1722期 新新聞周刊)

選後北京對台灣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

2020大選的結果已在11日晚間揭曉，執政的民進黨不僅以破紀錄的817萬票贏得總統選舉，在立法院也拿下過半的61席，再度完全執政。此一結果對北京來說，雖說是最不樂見的情形，但也絕不是毫無準備。跡象顯示，北京早已針對此次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所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組合」，備妥了因應劇本。而在北京接下來要端出的劇本中，武力會扮演甚麼角色，也格外引發關注。

影響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因素

在探討選後北京究竟是否會對台採取武力行動、或者會採取哪些武力行動時，要先考慮三個因素：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和執行時的技術考量。

首先，在對台政策的思維方面，自2016年民進黨首次完全執政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路線就已出現了轉變，認為今後在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不必再像以往那樣擔心台灣民眾的感覺；甚至認為「目前是柔性台獨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種種強制的手段，讓台灣百姓知道走不通後，台灣百姓的思想也會變化…大陸不怕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這是必經的過程，必須要讓台灣民眾對政府產生反感，反感才能反思」。

此一路線，相信在此次大選後將更為堅定，使北京必然會對台北採取某些強硬的行動，其中就包括武力的運用。但由於此一路線還是以「改變台灣民眾的態度」為目的；除非政治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否則北京在武力的使用上，不會馬上考慮武力犯台；還是會以「表明態度」、「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和「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對「武力的展示性使用」來支援其「強制外交」，以「說服對手停止或消除某些已經開始的行為，或使對手採取某些原本無意採取、卻是北京希望的行動」。

第二，在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方面，受到「華府抑制北京的氛圍依然濃厚」、「華府與北京的貿易談判好不容易獲得具體進展」，與「華府將在11月3日舉行大選」等因素的影響，使北京在1月11日到年底的這段時間內，在對台採取行動時，勢必要考慮華府對個別行動方案，所可能採取的反應。

第三，在執行技術方面，則是要在連串的行動之間，保留彈性與行動升級的空間。避免重踏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突然大幅升高緊張情勢，導致華府最後決定介入、甚至重啟與台北軍事交流的覆轍。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之目的與可能位置

綜合考量這三項因素後，就可以對選後北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是否發動、發動的目的、位置與手段來加以研判。首先，由於選舉的結果是北京最不樂見的情形，因此北京應該會採取若干軍事行動來表明立場，並預防再度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甚至華府因誤判北京態度，遂嘗試採取衝撞北京紅線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極有可能在選後不久的時間內，再拿下我方的邦交國，讓台灣民眾感受到「痛」。

在軍事行動的目的方面，短期內還是以「表明態度」和「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為主；至於「強制外交」，則由於華府的氛圍對北京頗不友善，北京主動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偏低。但若有重大突發性的意外，或台北、甚至華府先採取某些嚴重衝擊北京底線的行為，則北京不排除會藉機發動「強制外交」，利用華府和台北在安全利益上的不一致，尋求與華府對話，並促使華府出面要求台北做出改變。

在軍事行動的位置方面，應該還是以台灣本島周邊海空域，或離島中較具戰略價值的東引島為主；對南海我方實質掌控之太平島與東沙島進行滋擾，或干擾我機艦往返的可能性則偏低。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手段

在軍事行動的手段方面，短期內為避免大幅衝擊與華府之間的關係，立即採取如同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對台灣量身打造「非例行性」與「高針對性」之大型軍事演習的可能性偏低；與俄羅斯海軍軍艦聯合巡弋台海，或在台灣東部西太平洋、南部巴士海峽進行聯合操演的可能性也不高。推測還是以結合(頂多略為調整)既定、年度計畫性的演訓，再搭配經過設計的宣傳。而此種結合年度計畫性演訓的方式，也有利於操作軍事行動的升級。因為在3月到5月，即蔡英文總統5月20日發表就職演說前，本來就逐漸進入共軍各戰區實施軍種內部操演的時間；在就職演說後的7月到9月，則是共軍開始進行戰區、甚至跨戰區聯合演習的時間。換言之，只要輔以精心設計的宣傳，光憑這些計畫性的演習，就能營造緊張情勢逐漸升高的印象，卻又不會過分衝擊區域安全情勢。

在具體的行動上，則包括比較正規的「軍機恢復繞台」、「軍機在防空識別區界線內緣飛行」、「軍艦或艦隊繞行台灣東部海域鄰接區外圍並進行操演」和「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但不排除會以短期內，密集連續出現的方式進行。事實上，在2018年4月3日，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在立院脫口表示自己是「臺灣獨立工作者」後，共軍即在4月18日至5月31日，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對台灣發動了七起軍機繞台(包括5月11日雙向繞台，以兩起計)、兩起艦隊繞行台灣東部，和一起「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

此外，也不能排除北京會採取若干針對情勢量身訂做、但規模較小的行動，例如

1.再度派遣軍機在海峽中線南北兩端穿越、甚至逐漸形成新的慣例；

2.派遣無人機進入某些離島12海里範圍內的空域，或在防空識別區內緣長時間飛行；

3.出動大批具備海上民兵身分的漁船，在非休漁期內進行操演，或包圍東引島等具戰略價值的離島。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當美國總統大選的變數逐漸釐清，且越接近2023年9月四席大法官同意權行使的時間點時，北京對台「量身打造」具強烈針對性軍事行動，甚至尋求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將逐漸上升。

原文網址: 【選後分析】揭仲／3個因素影響北京對台軍事行動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624440#ixzz6LB4hNLjC

引言：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軍旅生涯中備受肯定，殉職引發國人極大關注與惋惜。總統蔡英文為沈總長由追晉為一級上將。而這也觸及了國軍參謀總長的職權，在法律與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一月二日上午，國軍一架UH-60M黑鷹直升機在新北、宜蘭交界處山區不幸失事，造成包括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在內、多達八人死亡、另有五人受傷的慘劇。

參謀總長難做滿兩年

由於沈上將在軍旅生涯中的表現備受肯定，又是我國自行憲以來，第一位在視察部隊過程中殉職的參謀總長，不僅國軍上下為之震動，也引發國人極大的關注與惋惜；眾多與此次意外相關的消息，也持續佔據不少媒體版面。而在相關報導中，有部分其實觸及了目前國軍參謀總長的職權，在法律與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蔡英文總統在三日裁示，將殉職的沈總長由二級上將，追晉為一級上將。這是因為在二○一三年《參謀本部組織法》正式實施後，承平時期參謀總長的編階，由先前的四星一級上將，降編為三星二級上將；但新法開始實施後不久，參謀總長很難做滿任期的問題立即浮現。

因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六條，明訂二級上將「服現役最大年齡」為六十四歲；而國軍參謀總長乙職，被視為是現役軍人的最高職位，絕大多數是由曾任軍種司令的現階二級上將接任。此一慣例，加上國軍對中高階軍官晉階的條件限制，導致新制下的參謀總長，往往連一任兩年都做不滿。例如在新制實施後，首位獲任命的嚴明上將，離屆齡退役只剩十一個月 (實際擔任七個月)；從嚴明上將到沈一鳴上將，共六位參謀總長中，除李喜明上將外，其他均不滿兩年，邱國正上將更僅有五個月。

此次不幸殉職的沈一鳴上將，是在一九年七月一日接任；若無此次意外，到二一年的四月也將屆齡退役，無法做滿兩年。

不只是部長的軍令幕僚長

若參謀總長僅是部分媒體在報導中，所說的「部長的軍令幕僚長」，影響或許還沒那麼大。但依照《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參謀本部為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參謀總長則依國防部長的命令，指揮「編配之機關、作戰部隊」，為戰時三軍聯合作戰的司令官。因此，參謀總長同時具備「部長的軍令幕僚長」、「軍隊之腦」與「戰時聯合作戰司令官」等三重身分，與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僅具前兩種身分，不直接指揮作戰有差異。若參謀總長無法久任其職成為常態，勢將對國軍戰略計畫的設計與修訂，和戰時擔任聯合作戰司令官等職能，造成不利的影響。

當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謀總長將承總統與部長之命，擔任聯合作戰司令官；參謀本部也將按照「平戰轉換」機制，成為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但此機制在狀況發生時，能否迅速轉換、並妥善負起聯合作戰指揮的職能，不無疑問。

第一，我國平時並無常設的聯合作戰司令部，參謀本部在戰時若要轉換為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是以既有人員為核心，再納編國防部與軍種司令部的參謀軍官。但此種臨戰時才開設、平時缺少聯合運作演練的設計，能否在未來若共軍侵台、預警時間將大幅縮短的情況下，讓聯合作戰司令部的運作迅速上軌道，有待商榷。

相形之下，共軍新成立的五大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值班人員大部分是領有合格受訓簽證、類似美軍「聯合專業軍官」的人員；與我國衡指所內平時值班之軍官幕僚，部分是由參謀本部與國防部相關業務人員，「輪流」前往值班的做法不同。

第二，參謀總長雖為戰時的聯合作戰指揮官，但預定交由總長指揮的聯合作戰部隊，在承平時期的高階人事、重大武器採購與預算編列等，主要還是由軍種司令部主導，總長和參謀本部只有建議權與部分的審核權；使總長在承平時期，無法按作戰計畫，有效整合協調責任範圍內的作戰資源。此一缺失，若加上總長往往連基本任期都做不滿，影響將更為嚴重。

要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的晉升

第三，國軍並未如同美軍，有「聯合專業軍官」、「關鍵性聯合職位」，和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晉升等設計；使軍官多半將能否回到所屬軍種任職，當成晉升的主要途徑，比較不願意長期擔任聯合職務。相形之下，共軍在此波軍事改革中，可能仿效美國，採取在晉升或占缺時，優先保障擔任過聯合職務的參謀軍官。

因此，國軍除應修法解決總長無法久任的問題，也應考慮於參謀本部下，增設聯合作戰司令部，並由一位副總長專職擔任司令，率領若干專職的聯合職務參謀軍官常駐衡指所。除擔任戰備值班的核心，也協助規劃聯合作戰相關事宜；戰時則成為總長指揮聯合作戰的參謀長，確保參謀本部在臨戰前能迅速轉換。同時引進美軍「聯合專業軍官」等設計，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的發展，提升國軍聯合作戰指揮效能。(轉載自2020年1月9日第1714期 新新聞周刊)

在華府舉足輕重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於十六日引述美國官員及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儘管北京強烈反對，但美國國務院已於十五日晚間通知國會，預備同意軍售台北六十六架F-16戰鬥機。報導也透露，美國國務院將在美東時間十六日晚間以前，「非正式」地向國會提交這筆軍售案。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隨後也在十八日親口證實已批准了這筆軍售案。

近年來對台意義最重大的軍售

雖然《華郵》未詳細說明，但研判這筆金額上限為八十億美元（二五○○億元新台幣）的軍售案，內容除了六十六架戰鬥機外，還包括相關裝備（例如各類武器莢艙與聯合頭盔裝置瞄準系統）、彈藥、後勤支援與訓練等。

從《華郵》披露的消息，可知這筆軍售案目前在「預先通知」（pre-notification）的階段，即行政部門將軍售案正式送交國會前，提前向國會重要領袖與相關委員會成員說明，以便參、眾兩院於九月九日恢復開會後，立即將這筆軍售案送交國會。由於國會對加速推動本案有高度共識，行政部門於休會期間就將本案送出。

《華報》報導中以「近年來美國對台意義最重大」來形容這筆軍售案，並未言過其實。儘管在表面上，這次美國軍售的六十六架戰機，與二○一一年同意、將我軍現役F-16A/B戰機進行性能提升後的構型，在「俗稱」上都是F-16V；但這六十六架正式名稱為F-16C/D Block70的戰機，雖然在電子主動掃描陣列（ＡＥＳＡ）雷達、座艙環境與部分飛行軟體方面，與我軍性能提升後的F-16戰機相同，但是在發動機、機體結構與配備方面則有明顯的差異。

這批新戰機採用了不同的發動機，推力比我軍現役的F-16戰機多出近二五％。推力提升加上更強的機體結構，不僅有更佳的運動性，載重也比我軍現役的F-16增加近三○％。可望隨新機出售的還有適型油箱（CFT/conformal fuel tanks），及可偵測、追蹤空中與地面目標的紅外線搜索追踪系統（ＩＲＳＴ）；前者可大幅提升新戰機的作戰半徑，後者則使這批新戰機具有更佳的對地攻擊能力。這些差異，使這批六十六架F-16C/D Block70新戰機對中國大陸內陸目標的攻擊能力，遠超過我軍現役的F-16戰機。

事實上，這次美方同意軍售的F-16C/D Block70戰機，是新一代F-16戰機的標準構型；日後美國空軍若要採購全新的F-16，也將與這六十六架類似。換言之，這是我國空軍首次有機會獲得和美國空軍在構型與對地攻擊能力方面，差距不那麼明顯的戰鬥機。

對中科院攻擊武器研發是否也鬆綁

一九九二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雖然同意出售一五○架F-16戰機給我國，卻不肯提供美國空軍已經在使用的F-16C/D，只同意提供空戰性能優越、但對地攻擊能力與作戰半徑受限的F-16A/B Block20。在二○○三年至一一年間，我國也數度提出採購六十六架全新F-16C/D戰機的要求，卻全遭美國婉拒，理由就是F-16C/D具較強的對地攻擊能力，對中國大陸內陸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就連後來同意的F-16A/B性能提升，美國也刻意在方案中，將對地攻擊能力限制在低於F-16C/D的水準。

美國先前對售予我方的戰機多所設限，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這些軍售案盡可能符合對台軍售僅限「防衛性」武器的說詞，以勉強維持華府仍慎重看待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與北京簽署的《八一七公報》之表象。因此，這次美國同意軍售F-16C/D Block70戰機給我國，是否代表：當前美國的戰略目標已由「融中」轉成「抑中」，以致需要強化盟邦與友好國家的軍力，來維持在中國大陸周邊進行前沿軍事部署；以往對台軍售僅限「防衛性」武器的緊箍咒，也因此被突破？

事實上，美國以往所關切的，還不限於出售給台灣的武器與技術，是否可能被用來攻擊中國大陸內陸目標，就連中科院自製的武器系統，也數度成為美國關切對象。例如我國自研自製的雄風二Ｅ巡弋飛彈，從研發到量產的過程中，就曾數度遭遇美方的強烈關切。因此，同樣值得觀察的是，在軍售案後，美國是否會放鬆相關的限制，甚至協助台灣提升對中國大陸內陸目標的攻擊能力？

《八一七公報》四十七周年前公布

更令人玩味的是，這次美國行政部門「預先通知」國會的時間點，恰好是《八一七公報》四十七周年的前夕，相關內容也毫不意外地被媒體披露。不管是有意或無心，華府在《八一七公報》屆滿四十七周年前夕，表態將出售對中國大陸內陸目標具相當威脅性的戰機給台灣，勢必會被北京解讀為：華府對北京的極限施壓已愈來愈逼近「美中關係」的底線。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階層必然會採取若干具體的動作，以免在內部被視為軟弱。但在北京因為國力的限制，還無法對華府採取有力的報復措施時，就極有可能先對台北下手。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TOP&i=TXT20190821153913U3E&fbclid=IwAR1uepMxVEKgstLboFZFe0DG37-kG9ClVzUwa0-MbkQacVGrMCvhPS51IRk

在美國總統川普於18日答覆媒體詢問時，親口證實「已批准出售F-16戰機給台灣」後，美國國防部安全合作局(DSCA)也隨即在美東時間20日，正式將這筆總金額上限約80億美元的軍售案，送交美國國會。

雖然，這66架F-16C/D Block70戰機，是美國在不願出售F-35戰鬥機，但又覺得有必要協助中華民國強化戰力的情況下，所提供的一個折衷案。但這66架F-16C/D Block70戰機，仍舊能在下列方面，使國軍空軍的作戰能力獲得明顯的提升。

增加第一線戰鬥機的數量

在F-5E/F戰機從1997年起，逐步退出第一線作戰任務後；中華民國空軍第一線的戰鬥機數量，包括三型二代戰機在內，大約維持在330架至340架之間。當2003年空軍開始向美國提出採購66架F-16C/D戰機的需求時，原本的規劃是若美國同意供售F-16C/D，則將進駐台中清泉崗基地；同時將原駐清泉崗的56架經國號戰機移交給台東基地，接手F-5E/F汰除後的部訓任務。由於空軍不打算替這56架經國號戰機進行性能提升，因此也將逐步退出第一線的作戰任務。使空軍第一線的戰鬥機數量，仍舊維持在330架至340架之間。

當16年後，美國終於同意出售66架F-16C/D Block70戰機給我方時，我空軍早已決定以國造之「高級教練機」來汰除F-5E/F戰機，並擔任部訓任務。而原本擬退出第一線作戰任務、駐清泉崗的56架經國號戰機，也已經完成了性能提升。使日後空軍第一線的戰鬥機兵力增加為近400架。不僅大幅提升空軍戰機的運用彈性，也能使空軍在進入戰爭狀態時，調派更多的戰機執行對大陸東南各省內陸軍事目標的「聯合制壓作戰」；特別是作戰半徑更遠、武器酬載更多、對地攻擊能力更強的F-16C/D Block70戰機

▲原本擬退出第一線作戰任務、駐清泉崗的56架經國號戰機，也已經完成了性能提升。使日後空軍第一線的戰鬥機兵力增加為近400架。（圖／記者李毓康攝）

對抗中共匿蹤戰機的能力提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後空軍近400架的第一線戰鬥機中，配備APG-83 AESA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的機隊數量，將由140餘架大幅增加為近210架。

AESA雷達對中共陸續服役的「殲20」匿蹤戰機，在偵測效果方面遠較傳統的機械掃描式雷達優越；若能獲得地面防空系統的有效支援，這210架配備AESA雷達的戰機，就能相當程度地抵銷中共空軍在匿蹤戰機上的優勢。

能遂行網狀化作戰的武器載台數量提升

目前國軍第一線戰鬥機數量雖高達330餘架，但受限於國防預算，真正能與衡山指揮所、海軍基隆級驅逐艦等，進行即時情資交換、共享戰術圖像，以執行現代化聯合作戰者，僅有部分安裝Link-16數據鏈路專用終端機的F-16A/B戰機。這些安裝專用終端機的F-16A/B戰機，不僅可使位於衡指所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能即時掌握在空執行任務戰機的燃油與彈藥情形；也可以將來自地面觀通系統或水面軍艦所搜獲的敵機目標資訊，第一時間傳輸給在空的戰機；並讓這些戰機甚至可以在不開啟機載雷達的情況下，就能在視距外對敵機發動攻擊。

美國這次同意的軍售案中，也包括75具Link-16數據鏈路專用終端機，使這66架F-16C/D Block70戰機，都具備執行現代網狀化作戰的能力，將大幅增加國軍能遂行現代網狀化作戰之載台數量，提升空軍聯合防空能力。

▲空軍在一心想擴充戰鬥機數量、甚至增加新的戰鬥機聯隊時，應該先想辦法解決飛行員人數偏低的問題。（圖／記者季相儒攝）

飛行員人數不足

但要讓這批戰機能充分發揮戰力，空軍需先致力於提高「座艙比」，解決飛行員人數不足的情形。「座艙比」為世界各國空軍評估作戰能力的簡單比較，即為飛行員人數與機隊座艙數的對比。在戰時，戰機只要沒有受損，返航加油掛彈後可立刻升空；但飛行員即便沒有受傷，在戰場高度壓力的環境下，也未必能馬上出勤。因此，若飛行員人數越多，則戰機能實際出勤的架次就越多。因此「座艙比」越高，就表示戰時空中持久作戰能力越好。

但我國空軍飛行員的「座艙比」長期偏低。據傳最低時只有1：1.33左右，也就是每架戰機僅有1點33位飛行員，遠低於美國的1：2至1：2.5。過低的「座艙比」，可能意味著國防資源有浪費之嫌。假設以每天出勤100架次為目標，當「座艙比」為1：2時，只要50架飛機就可達成目標：但當「座艙比」僅為1：1.33時，就需要75架飛機才能達成目標。因此，空軍在一心想擴充戰鬥機數量、甚至增加新的戰鬥機聯隊時，應該先想辦法解決飛行員人數偏低的問題。

訓練課目亟需調整

此外，這66架F-16C/D Block70戰機，雖具備強大的攻擊能力，可執行長距離滲透攻擊任務，但台灣周邊缺乏足夠的訓練空間與訓練空域；再加上空軍的訓練長期以空防為主，相關的長距離對地攻擊戰術與訓練課目相對缺乏。因此，空軍在獲得新戰機的同時，也應該和美國國防部協商，調整空軍飛行員赴美訓練的課目內容，將大編隊、長距離滲透攻擊，和壓制地面防空系統的戰術納入，以充分發揮這批新戰機的戰力。

原文網址: 【F16V批准售台】揭仲／飛行員不足？新戰機的影響與挑戰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517866#ixzz5xa9TQv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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