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將啟動新一波兵力組織調整，將陸軍七個常備打擊旅所轄各戰車營與機械化步兵營，全部重新整編為「聯合兵種營」；關渡指揮部（關指部）則是將所轄四個營中的兩個調整為「聯合兵種營」。
聯合兵種營戰鬥力提升三大關鍵
調整後的各聯合兵種營下同時編有戰車連與機械化步兵連，總數為三至四個；還增編一個下轄迫砲排、反裝甲飛彈排、刺針飛彈排與狙擊組的火力支援連，以強化獨立作戰與遂行多樣化任務的能力。營部也增編海軍、空軍、陸航聯絡官與ＵＡＶ無人機圖資分析官，強化偵搜與聯合作戰能力。
新編裝將從七月開始試行編組，而整編完成後，陸軍將精簡七個營、近三千人，可轉用充實其他部隊。
陸軍減少營級戰鬥部隊數量，固然與裝甲與機械化步兵志願役人力招募困難有關，但是否就一定會導致防衛作戰的能力下降？並不盡然。因為目前國軍二十一萬五千人的總員額，是國防部在二○一一年運用科學模式模擬工具，精算出防衛作戰所需的最低「主戰單位數目」，再根據各主戰單位編制型態所需人員，加上後勤、機關與維持員額後推估出來的。
因此在理論上，若主戰單位因為裝備更新與組織戰術調整，確實有可能以較少的人力，獲致同等甚至更高的戰鬥力。例如共軍軍事改革重點之一的新制「合成營」，就因為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大幅增加，使作戰正面與縱深甚至比改編前的上級單位「團」還大上許多。
然而，國軍新制聯合兵種營的戰鬥力能否提升，除編制型態外，還有賴「資訊化程度」、「軍官幹部的掌握能力」與「後勤保修」等三大關鍵因素。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後續要克服的挑戰顯然不小。
地面部隊資訊化速度緩慢
首先，在資訊化程度方面。共軍合成營的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能超越改編前的上級單位（團），關鍵在共軍計畫替合成營配備包括「情報處理車」、「雷達偵察車」、「光學偵察車」，同時搭載一體化指揮平台「指揮車」在內的大量指管通資情監偵（Ｃ４ＩＳＲ）設備，且理論上所有戰甲車都將配備作戰資訊終端、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和電子作戰地圖。
而指揮車未來將配備到各排，讓合成營的營部、連部甚至排長，都可以和上級單位「面對同樣的戰場動態態勢圖」，使各級指揮官可以對聯合作戰集中統一指揮，也可靈活地進行分散指揮與越級指揮、實施網狀化條件下的指揮控制和精確火力打擊。
而國軍陸軍因為在軍事投資預算的順位上長期低於海空軍，又優先將預算用於採購先進的武裝直升機與運兵直升機，使陸軍在Ｃ４ＩＳＲ的程度上甚至不如一三年時的共軍主戰部隊。
國軍直到一六年才開始進行「地面部隊Ｃ４ＩＳＲ系統先導生產」計畫，但也只先對北部的第三作戰區、台北作戰分區、五八四旅及所屬、關指部等少數單位進行Ｃ４ＩＳＲ系統的安裝，而且要等到二一年才完成。
照這個速度，等陸軍地面部隊真正達到營級指揮所情資共享的目標，還要很久。換言之，在這段為時甚久的過渡期中，編裝更複雜、作戰範圍更大的聯合兵種營，只能繼續用較共軍落後許多年的方式，來進行現代化資訊條件下的聯合作戰，其作戰與指揮效率令人擔憂。
軍官幹部的掌握能力也讓人無法樂觀。事實上，早在二○○○年前後，國軍的戰車營與裝甲步兵營，就曾嘗試過聯合兵種營的編裝型態，即戰車營內編有裝甲步兵連，裝甲步兵營內也編有戰車連。但後來又全部改回「純粹」的戰車營與裝甲步兵營，主因之一就是改編後，營連級幹部無法掌握這種混合編組的型態。
事實上，共軍也曾遭遇同樣的問題。其解決方法是替每個合成營增加人數頗多的參謀組織，包括職稱原本為「參謀長」的首席參謀、作戰參謀、情報參謀、火力參謀與戰勤參謀。
同時共軍的每個合成營是由二到四個舊制營整併而來，因此營連級幹部人數過剩，使共軍可以讓基層軍官輪流前往各班隊與學校「補習」新編裝與新戰術，而不必擔心基層部隊因為軍官不足可能衍生的問題。
軍官掌握能力與後勤隱憂
相對的，國軍各裝甲營與機械化步兵營原本就飽受基層軍士官人數不足之苦，很可能找不到額外的人力替各「聯兵營」增編參謀，甚至連讓基層軍官前往補習的彈性都付之闕如。在這種情況下，國軍營連級幹部能否掌握複雜程度更甚以往的聯合兵種營，確實不無疑問。
最後，國軍之前推動聯合兵種營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陸軍的後勤保修體系無法與新編制型態配合。如今新的聯合兵種營不僅是由戰車連與機械化步兵連混編，還增加反裝甲飛彈與防空飛彈等武器裝備，國軍後勤保修能量是否跟得上新編裝的要求也有待驗證。
冷戰結束後，大陸面臨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使中共陸軍的使命和任務轉變為：第一、參與維護國家統一的反分裂作戰；第二、參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邊境防衛作戰，主要遂行邊境防禦作戰、邊境反游擊作戰及邊境地區封鎖控制和穩定控制作戰等；第三是參與保衛重要戰略戰役目標的防衛作戰；第四是國內維穩反恐。
為因應前述任務，中共要求陸軍應加強數位化部隊建設，逐步實現部隊編成的「小型化、模塊化、多能化」。在戰鬥部隊組織上，則要「根據作戰任務、作戰環境、作戰要求，對部隊實行多樣化合成編組，增強旅團以下單位獨立作戰能力，使其具備一定的情報獲取能力、較強的信息對抗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遂將整建重心置於建立「既能遂行獨立作戰，也能參與聯合或協同作戰」的旅、營級模組化部隊。而在目前推動的軍事改革中，重點之一就是將陸軍作戰部隊傳統的「營」，調整組建為新型態的「合成營」。
關於共軍陸軍合成營的組織型態與特性，在去年12月25日所刊登的《共軍陸軍合成營發展概況》中已有介紹，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未來共軍若武力犯台時，共軍陸軍合成營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共軍陸軍傳統編制遂行對台登陸作戰之困難
共軍未來若要對台灣進行登陸作戰，其登陸戰役的基本戰法應為「節點摧毀、擇弱登陸、快速奪控」；也就是設法先癱瘓我軍的抗登陸防禦體系，然後選擇防禦薄弱的地段實施多方向、有重點的立體登陸突擊，並於登陸後「採取信息突擊與火力突擊和兵力突擊，正面抗擊與翼側突擊，設障遲滯與側後威脅相結合的方法，協調一致地抗擊敵人反擊」。
然而，共軍陸軍傳統的「師-團」編製型態，並不適合實施前述戰法，原因包括台灣本島地理環境的限制，和攻擊部隊突破守軍防禦體系所需之戰力要求。
(一) 台灣本島地理環境的限制
傳統兩棲登陸作戰模式所需登陸場的正面與縱深較大，例如師級單位登陸正面約25到30公里、縱深15到20公里；團級單位的正面約6到8公里、縱深約8公里。除登陸正面與縱深外，對登陸場的海岸地形、水域與水文條件、登陸場後方地形等，都有頗嚴格的條件。再加上共軍登陸時，也會運用直升機自空中機降若干兵力；而共軍機降一個營所需的著陸場約2平方公里，使登陸地點的選擇還要再考慮周邊有無適合一定規模以上兵力著陸的地區。
換言之，共軍陸軍若循傳統兩棲攻擊模式，即便能解決登陸載具與跨海投送能力等問題，並輔以直升機機降兵力垂直登陸，台灣本島海岸地形也會對登陸部隊兵力規模與登陸場選擇造成嚴重的限制。少數適合地段不僅防禦體系較強，戰時也必定是我軍重兵扼守的區域，幾乎不可能形成「戰術奇襲」；而這少數適合地段中，有些還因為距台北地區較遠，不利共軍達成「速戰速決」的目標。
(二)攻擊部隊戰力要求
為使登陸部隊能在短時間內突破我軍防禦體系，共軍陸軍除仰賴海軍、空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的支援外，也必需強化登陸單位自行突破守軍防禦體系的能力。因此，登陸部隊除傳統的步兵外，還需有必要的反裝甲武器，和高度訓練的工兵、通信兵、防空兵、電子對抗兵、甚至網路部隊士兵等。而傳統的共軍師、團和營，是以單一兵種為主體的編制，特別是團與營級的合成性低，在台灣地形限制師級、甚至旅(團)級單位登陸作戰的情況下，登岸部隊未必能有足夠戰力，於短時間內突破我軍的海岸防禦體系。即便戰前臨時配屬，也可能出現指揮官不熟悉且無法掌握配屬單位特性，無法密切協同的缺失。
共軍陸軍合成營的影響
為突破台灣海岸地形的限制，共軍已開始研究「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登陸」。共軍認為這方式具有較大隱蔽性，可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我軍抗登陸障礙；在我軍預料不到的時間、地點和天氣條件下，實施全縱深多方向登陸，提高登陸作戰的有效性。
由於合成營所需登陸正面與縱深分別僅約3公里和2公里，只要指揮體系能負荷，未來共軍陸軍對台進行登陸作戰時，就可用合成旅甚至合成營為單位，搭載先進登陸載具，臨機挑選我軍防禦較薄弱的海岸，「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登陸」，以便實施「節點摧毀、擇弱登陸、快速奪控」的戰法。
同時，共軍合成營所配備、包含數據指揮鏈路在內的「一體化指揮平台」， 能接受戰場共同圖像、進行訊息的即時分配與傳輸，使高層指揮部有可能掌握這些於不同地點上陸、分進合擊的各個合成營。
此外，合成營擁有自身的支援火力、戰鬥支援兵力、戰場監偵與後勤保障能力，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多兵科與多專業的聯兵戰鬥群，使合成營比傳統陸軍營更適合投入對我軍防禦體系的攻堅作戰。同時，合成營能透過指揮數據鏈路直接呼叫精準打擊火力支援，彌補重型裝備不足的缺點。
換言之，共軍合成營理論上兼具所需登陸正面小、彈性大與合成性高等特點，更適合投入台灣本島的登陸作戰。
值得注意的是，當共軍精銳單位全面實現「模組化」，指參人員也都熟悉此種運作方式後，這些單位就可彼此互換、擴大、拼組，編組可適應不同任務的特遣部隊。日後共軍就不排除可依任務需要，以合成旅或合成營為單位，抽調陸軍各集團軍的特戰、陸航與兩棲單位，以及空軍空降兵與海軍陸戰隊之精銳，編組模組化的對台攻擊單位。
（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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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中午11時，四架中共戰機自福州義序機場起飛後，分成兩個雙機編隊朝我海峽中線前進；其中第一批兩架並未飛越中線，但第二批則在澎湖西南方空域穿越海峽中線。在鄰近空域的我方偵巡機喊話後，卻一反常態地未立即返回中線以西；直到我增援戰機抵達，這兩架中共戰機才返回中線以西。據媒體報導，這兩架中共戰機在海峽中線以東空域共飛行約十分鐘。
共軍行動經過周密的計畫
自1999年兩岸軍方「中線默契」形成後的二十年間，雖也曾出現共軍軍機因為天候或操作失誤等緣故飛越中線，但在被我方或共軍戰管告知後，均會馬上折返。而31日這次確實是中共有意為之，且在事前經過相當的計畫作為。這可從共軍軍機從當日上午起，就在海峽中線以西頻繁起降演訓，和共軍第一批兩架戰機在靠近中線前折返等舉動可見端倪。前者是為了讓我軍的空中預警機、遠程雷達和電訊發展室等單位，不會特別注意這四架從福州起飛的戰機；後者則是為了讓我軍戰管人員先入為主地認為第二批戰機也會和前批一樣在海峽中線前掉頭，以延緩我軍戰管與鄰近空域警戒機的反應速度。
共軍挑戰兩岸軍事默契非首次
事實上，這並非共軍首次挑戰兩岸的「軍事默契」。在1999年以前，兩岸的「軍事默契」是共軍軍機活動範圍不超過福建沿岸往東延伸十五浬（約二十八公里）海面上空。此一「共機不出海，我機不進大陸」的默契是1958年八二三炮戰後逐漸形成的，即使是1996年到1997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中共軍機雖開始跨越十五浬範圍，卻是在海峽南北開口處，未真正飛進台灣海峽。
然而，當李登輝前總統在1999年7月4日，發表「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談話後，中共高層認為此種描述已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是對北京「紅線」的公然衝撞，必須做出強硬的表態，以迫使李前總統卻步並迫使華府出面善後。因此，共軍從七月中旬起，開始派遣少架次的戰機進入海峽中線西側巡航。而我軍則在美國的強力要求下，逼不得已同意將空中巡航範圍限縮到中線以東，「中線默契」從此逐漸成形。
共軍為何要打破默契
至於共軍為何再度採取行動挑戰兩岸的「軍事默契」，主要原因也和1999年類似，即北京認為若不強硬的表態，則所堅持的「紅線」將遭受嚴重的挑戰。
北京的擔憂，來自於第一，華府不僅在九個月內六度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還刻意將訊息公開；加上華府一連串提昇與台北政治、軍事交流的舉措，讓北京認為華府不排除片面採取行動，改變「華府-北京-台北」三方在互動上行之有年的默契；因此決定採取行動傳遞「若華府執意改變默契，則北京也有決心片面改變默契」的訊息，藉此提醒華府三思。第二，北京認為台北有意與華府聯手抑制北京，甚至連手刺探「紅線」；遂有意藉一個強烈的行動，傳達「北京即使無法對華府採取強硬的行動，但還是有能力對付台北」的訊息；或許北京更想讓台北清楚感受到，只要台北敢和華府聯手，則不論是誰主動，北京都會先拿台北開刀。
當然，北京也想透過挑戰「中線默契」的手段，對台北國安高層近日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表明北京的態度。
未來有無可能爆發激烈的軍事衝突
在北京派戰鬥機穿越海峽中線後，蔡總統也做出回應，甚至公開表示已下令國軍「對於蓄意越過中線的挑釁，必須第一時間強勢驅離」，引發外界對短期內兩岸有無可能因「中線默契」被打破而爆發激烈衝突的疑慮。
所幸值得安慰的是，兩岸軍方在當日空中短兵相接的過程中，都展現出一定的節制。推測國軍在2016年共軍開始頻繁實施遠海長航、甚至繞台飛行時，就已經針對共軍可能挑戰「中線默契」的想定，擬定了應變措施；因此在中共戰鬥機快速、無預警地越過中線後，在驚訝之餘仍能按照應變計劃處置，未採取過分激烈的空中迫近、甚至開啟射控雷達等舉動。
而共軍在執行穿越中線的行動時，不僅所挑地點是離台灣本島比較遠的空域；戰機越線後所飛行的方向，也未朝台灣本島逼近。甚至有媒體報導，在共軍軍機越過中線時，附近的M503航線竟也出現航班明顯減少的情形，不排除是中共刻意對空域進行管制，增加戰機迴旋空間以避免意外的預防措施。顯示中共僅管主動打破「中線默契」，卻也無意在此時引發激烈的軍事衝突。
因此，在兩岸與華府雖在言詞上互不相讓，實際行動時卻相當謹慎，均不願在此時引發激烈衝突的情況下，除非共軍主動升高行動強度，例如在中線較狹窄的部分穿越，或穿越後朝台灣本島逼近；否則我軍的「強勢驅離」也應該會按照既定的應變計畫走，維持一定的尺度。
儘管如此，若兩岸緊張情勢無法改善，則日後兩岸軍方在海峽中線附近短兵相接的情形還是可能會頻繁出現。因此比較該擔心的是萬一不幸發生意外，或是雙方人員擦槍走火，則在兩岸官方嚴重缺乏互信、溝通機制又極不順暢的情況下，就可能爆發「華府-北京-台北」三方都不想要的危機。
(揭仲／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原文網址: 揭仲／共軍為何要打破兩岸中線默契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413448#ixzz5l4BuqI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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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中共殲11戰機昨日在澎湖群島西南方「台灣灘」海域上空跨越海峽中線，學者認為，這是共軍自1999年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談話後，中共軍機打破原先不超過大陸沿岸向東延伸15浬海面上空的默契，大舉進逼至海峽中線以西後，另一個企圖打破默契，樹立新現狀的舉動。此舉一則與美國準備出售先進的F-16V戰機給台灣有關，二則在對美國官員近期意圖改變一中政策的談話，進行試探與警告。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召集人林郁方表示，台灣與大陸最近處是新竹，兩地直線距離僅70浬，但中共未選擇自此處越線，而自較遠的澎湖海域越線試探。他認為，兩岸關係複雜曖昧，我國在海峽中線以西的金、馬外島駐軍，我方軍用運輸機與軍艦，因運補也會穿越海峽中線，分際很難劃分，若兩岸關係不穩，外島極易成為中共軍事施壓與恐嚇的目標，兩岸在軍機跨越中線這件事要保持默契，顯然無法只靠軍事與外交來維持民心穩定。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則表示，以往雖曾出現共軍軍機因為天候或迴旋半徑未算好等因素而越過海峽中線，但通常會馬上返回。但從目前媒體報導顯示，中共越過海峽中線的軍機並非單機，至少是一個雙機編隊，且在我戰機前往監控時仍繼續逗留，未馬上回到中線以西，且共軍戰管也未呼叫共軍戰機返回等跡象，顯示這應該是共軍有意為之的動作。倘若真是中共高層授意，則這就是共軍自1999年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談話後，中共軍機打破原先不超過大陸沿岸向東延伸15浬海面上空的默契，大舉進逼至海峽中線以西後，另一個企圖打破默契，樹立新現狀的舉動。
至於共軍為何採取此一行動。揭仲認為，第一，華府最近多次派船艦通過台灣海峽還刻意公開，加上華府許多對台北友好的舉動，讓北京覺得有必要讓華府曉得，若華府執意片面改變華府-北京-台北三方在互動上行之多年的默契，則北京也有決心採取改變默契的行動，並藉此傳達「還望華府三思」的訊號。第二，北京也有意讓華府與台北感受到，只要北京覺得華府有意和台北聯手採取有可能觸及北京紅線的行動，北京縱然無法對華府採取強硬的行動，但還是有能力對付台北；第三，對台北國安高層近日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表明北京的態度。
國軍期望藉擴編潛艦部隊，大幅增加中共在台海用兵的不確定性，影響中共決策階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
特約撰稿人揭仲 發自台北 2019-03-31
中華民國海軍「潛艦國造」案上周四有了重大進展。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3月28日召開秘密會議，聽取了執行建造的「台灣國際造船公司」所起草的《潛艦合約設計報告》。海軍也將台船與中科院所獲得的敏感裝備輸出許可與合約文件匯整好供立委查閱，並說明獲得狀況。朝野立委最後同意讓本案向前進行，進入最重要、為時21個月的「細部設計」階段，也同意海軍開始準備建造原型艦。
若一切順利，中華民國海軍希望在2040或2042年前，完成包括原型艦在內共7至8艘新潛艦，加上2艘性能提升後的「劍龍級」，組成10艘潛艦的水下戰力。這也是中華民國海軍第一次擁有成規模的潛艦戰力，對解放軍形成了新的牽制、反擊力道，也大幅增加解放軍攻台計畫的不確定性。
海軍為何需要10艘潛艦？又打算運用這10艘潛艦執行哪些任務？從海軍歷年向立法院提交的專案報告，以及學術研討會釋出的訊息，大致可以整理出四項戰時任務：
一、執行海上護航與開闢安全航道，維護台灣海上交通線安全。
二、襲擾中共海上石油運輸線和破壞中共戰略設施，降低中共國家動能。
三、以伏擊、佈雷與特攻作戰摧毀或攻擊共軍基地，降低中共軍事動能。
四、聯合友軍執行海上聯合截擊、攻擊共軍登陸船團，削弱其海上投射攻台能力。
(閱讀全文請至端傳媒網站)
原文：《揭仲：國軍自製潛艦服役後，對兩岸戰力對比帶來什麼影響？》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401-taiwan-new-submarine-operation/?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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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潛艦國造」案的「合約設計」即將告一段落，台船公司所擬具的《潛艦合約設計報告》預計可於本月二十一日完成，代表國軍自二○一四年起所推動的「自製防禦潛艦」計畫已來到關鍵節點。立法院也計畫在本月底召開祕密會議，確認是否讓本案進入最重要、為時二十一個月的「細部設計」階段，並啟動原型艦的建造準備工作。
執行布雷、特攻與海上攻擊
海軍最終是希望在二○四○或四二年前，再完成六至七艘新潛艦；加上原型艦與兩艘性能提升後的劍龍級潛艦，組成擁有十艘潛艦的水下戰力。
根據歷年國防部釋出的資訊和相關官員在立法院的詢答內容，可知在台澎防衛作戰中，國軍潛艦除了在共軍登陸船團發航後，協同友軍執行聯合截擊作戰外，還將執行下列任務：
一、在共軍登陸船團尚未發航前，執行潛艦封鎖作戰、潛艦布雷作戰與實施特種作戰；二、在作戰的全程中，協同友軍甚至單獨執行聯合反封鎖作戰或反隔離作戰；三、襲擾中共海上石油運輸與破壞戰略設施。
依國防部構想，未來若共軍出現武力犯台的徵候，則我軍潛艦必須在短時間內，隱密航行至大陸沿海重要位置，進行情報蒐集；並於適當時機接受指令，實施「布雷」、「特攻」或「海上攻擊」，以便在中共武力犯台初期與登陸船團發航前，立即展現震撼效果，打亂共軍作戰節奏。
尤其是未來國軍這十艘潛艦都可發射潛射反艦飛彈，只要配合先進指揮管制系統，就可在高威脅區域外發動遠距攻擊，完成潛艦封鎖作戰。若再搭配自航水雷，就可在距目標區二十公里外的海域將水雷射出，並依據預先設定的航行路徑、深度與終點等航行至選定的目標區，例如共軍進出港航道或船團集結區等，執行攻勢性布雷作戰。
搶占共軍封鎖台海的潛艦伏擊區
在聯合反封鎖作戰或反隔離作戰任務方面，依國防部先前的評估，共軍潛艦若要全面封鎖台海，可部署伏擊區有十六處，多集中於台灣東部海域，高雄、基隆商港附近僅各有兩個伏擊區，另外在台北飛航情報區邊緣海域還有六處預備伏擊區。戰時共軍潛艦若能控制這些伏擊區，不僅可切斷台灣對外海上交通，更可隔離我軍疏泊至外海進行戰力保存的海軍主力，使其無法在共軍船團發航時返回攻擊。
面對此一威脅，國軍應平時固定派潛艦進行前述伏擊區巡邏，在戰時則應於共軍潛艦進入前先期完成部署。事實上，國軍就是根據此一作戰構想，以戰時所要掌控、最重要的反潛伏擊區數量為基準，再計算每一伏擊區所需潛艦兵力常數、任務所需時間、往返伏擊區所需時間、整補時期、妥善率與現有潛艦兵力等因素，得出至少還要再增加八艘潛艦的需求。
此外，在海軍與國防部中，也不乏主張應派潛艦執行襲擾中共海上石油運輸線與破壞戰略設施等任務。其中在「破壞敵軍戰略設施」方面，可將焦點指向中共為了在二○年前，把戰略儲油標準由三十天提高至九十天，於舟山、鎮海、黃島和大連等港口附近所興建的大規模戰略儲油設施，希望藉此提高衝突的代價，創造「懲罰性嚇阻」的效果。
潛艦發動攻擊時易暴露行蹤
國防部還希望藉擴編潛艦部隊，使中共將資源轉用於守勢的偵潛、反潛等項目，減少在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潛艦、戰機等攻勢武器的投資。國防部先前曾估計，若我方順利籌獲八艘潛艦，中共必須在反潛兵力上面進行大量投資因應，包括空中反潛、水面艦、潛艦、掃雷等兵力與水下監偵系統，共約七百七十餘億美元。
然而，仔細分析國防部對潛艦運用的構想，可以發現存在若干問題：
一、國防部賦予潛艦的任務種類繁多，已超過十艘潛艦能負荷的程度。國防部或許認為可分階段執行，卻忽略了計畫複雜度愈高，執行時愈容易發生「摩擦」。例如要將部署在中共基地外的潛艦轉用至其他海域，可能比想像中困難許多。
二、潛艦雖可獨立在共軍重要基地外執行「潛艦封鎖」，但當潛艦發動攻擊時，就很容易暴露行蹤，使中共有機會在渡海攻擊前，先消除我方潛艦對登陸船團的威脅。特別是中共近年在光學衛星及「合成孔徑雷達」衛星系統方面已有相當成果，對「照射區」水下四十至七十公尺深度內潛艦的航向、路徑、波紋等，有一定的監控能力；而潛艦發動攻擊、換氣或實施通信時的潛航深度很少超過三十公尺。
三、過分高估襲擾中共海上石油運輸線及破壞戰略儲油設施的效果。就算不考慮在大洋上如何識別何者是運往大陸的油輪等問題，除非我方在襲擾中共海上石油運輸線的同時，仍能維持石油進口，否則最先體力不支的應是我方。
取消三軍司令部有助聯合作戰？
自軍種司令部退出作戰指揮鏈後，國內就一直不乏應取消軍種司令部並朝「國防軍」轉型的聲音。持這種主張者認為在軍事上，軍種司令部的存在不僅使國軍組織不夠精簡，更因軍種本位主義的影響，導致聯合作戰的效能難以提升。
至於國防軍的核心內容，依照媒體報導，包括取消三軍司令部，改為地面、海上、空中部隊指揮部，並統一由國防部指揮；戰時則將陸、海、空軍打散，由參謀本部依敵情配置各作戰區管制。
誠然，當前國軍在執行現代化聯合作戰上仍有許多改進空間，但取消三軍司令部，並將陸、海、空軍打散配置各作戰區管制，是否就一定有助於提升聯合作戰的效能？
以遂行聯合作戰最成功的美國為例。在美國國防部下，仍保有陸軍部、海軍部與空軍部；這三個軍種部雖已退出軍令系統的作戰指揮鏈，但在軍政系統的建設管理鏈上仍扮演重要功能，與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的現況相同。
事實上，保留軍種司令部以協助國防部執行軍種的建設與管理，並非只是軍隊人數眾多、防衛範圍廣，或是執行海外遠征作戰的國家才有的現象。以日本自衛隊為例，不僅總兵力規模約二十三萬與我國接近，在主要任務上也與我國的大型島嶼防衛型相近。
日本「統合幕僚長」經驗值得警惕
而日本自衛隊在○五年七月國會表決通過《防衛廳設置法修正案》與《自衛隊法修正案》，將指揮權移交給以新設「統合幕僚長」（類似我國的參謀總長）為首長的「統合幕僚監部」（類似我國的參謀本部）後，仍然保有與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功能類似的陸、海、空自衛隊幕僚監部，負責作戰行動以外的採購、補給和人事等行政事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依照我國《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等相關規定，我國參謀總長同時具備「部長軍令幕僚」、「軍隊之腦」與「戰時聯合作戰司令官」等三重身分；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與所轄聯合參謀部僅有前兩種身分，不實際負責直接作戰指揮，反而與日本自衛隊的「統合幕僚長」類似。
日本統合幕僚長既要擔任首相和防衛大臣的最高軍事幕僚長，提供有關政治和戰略方面的諮詢建議，還要基於聯合作戰視角領導防衛力量建設，更要進入作戰指揮鏈負責軍令指揮。
而日本在一一年後，開始注意到「統合幕僚長」身兼多重任務，導致負擔過重、難以兼顧，讓聯合作戰指揮未能得到應有關注，遂提出「新設中央司令官」或「增設統合幕僚副長」等建議，以減輕統合幕僚長的負擔，並提升聯合作戰的效能。
海空軍打散配置，將削弱作戰效率
從日本的例證可知，儘管有陸、海、空自衛隊幕僚監部擔負建設管理工作，統合幕僚監部的負擔仍然過重，無法專注於聯合作戰指揮與訓練任務。因此，我國若取消軍種司令部，則相關行政管理職能還是得由業務已十分繁重的國防部與參謀本部承接，勢必導致後兩者的負擔過重，既危及作戰指揮效能，也同時增加平戰轉換時間。俄羅斯在一九九八年一度取消陸軍總司令部，卻隨即又在二○○一年重新恢復設置，就是發現在陸軍總司令部撤銷後，俄羅斯國防部與參謀本部反而被一堆與戰略決策、聯合作戰規劃無關的業務淹沒。
至於「國防軍」的另一個核心內容是，將陸、海、空軍打散，由參謀本部依敵情配置各作戰區管制，則似乎比取消三軍司令部更令人質疑。
根據國軍「大型島嶼防禦」的主要任務型態、共軍戰力成長與共軍武力犯台的作戰模式等因素，未來國軍遂行台澎防衛作戰時，其實就只有一個包含台灣本島及周邊海空域的聯合作戰區。合理的方式應該是將海軍、空軍與飛彈部隊的主力，甚至陸軍防守關鍵要地的地面部隊，統一集中由參謀本部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直接管制，來遂行聯合作戰。
在此一架構下，國軍目前的北、中、南與花東等作戰區，其實只是防衛特定地區的「作戰分區」，所執行的頂多是「聯合地面防衛作戰」，這與美軍的聯合作戰司令部與共軍軍改後的戰區，需擔負一至數個戰略方向的聯合作戰任務相去甚遠。
將海空軍打散並配置到各作戰區，只會增加參謀本部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與任務部隊之間的指揮層級，也模糊了任務重點，徒然浪費海空軍兵力，嚴重削弱聯合作戰的效率。
自一月以來，華府開始出現邀請總統蔡英文至美國國會演說的聲音。先有前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科科長包士可（Joseph Bosco）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山莊報》（The Hill）投書，緊接著賈得納（Cory Gardner）等五位美國聯邦參議員也在二月七日聯名致函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希望她邀請蔡英文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
李登輝訪美，江澤民原未激烈反應
此一倡議公開拋出後，雖然因為掌控聯邦眾議院多數的民主黨反應冷淡，未造成太大的衝擊。但相關的舉動及各方對可能「替代方案」的討論──包括蔡英文至康乃爾或其他華府外的名校公開演說、利用出訪友邦的機會過境華府，甚至援引《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推動我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在華府短期停留，或從事非公務活動。
這些動作使得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的場景，又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浮現。由於台海飛彈危機距今已超過二十年，使很多人未曾注意到，當年北京對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態度，並非一開始就十分強硬，而是在李登輝訪美結束，相關政治效應浮現後才出現劇烈轉折。
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柯林頓（Bill Clinton）決定允許李登輝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後，北京高層雖因感到被騙而震怒，決定推遲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但並未立即採取強硬行動。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仍如期於五月二十六日率團至台北進行「焦唐會談」，還在二十九日簽署《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磋商共識》，約定後續「焦唐第二次預備磋商會議」和「第二次辜汪會談」的日期。
北京思維仍受飛彈危機主導
在華府公開宣布將同意李登輝訪美後的一段時間內，北京為何沒有激烈的反應？迄今仍無充分的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李登輝獲知訪美可望順利成行時，曾透過兩岸檯面下的密使管道，事前知會北京有此行程並進行溝通。
北京態度出現大轉折的關鍵是當年七月中所舉行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據傳時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與副總理兼外長的錢其琛都被迫在會中「自我批評」；北京高層隨即決定強硬以對，開啟長達九個月、連續七波的文攻武嚇。
當時促使北京決定強硬以對的考量，時至今日仍主導北京的思維，包括：一、北京認為李登輝推動的體制變革與本土化，在體制上逐漸把台灣與大陸割離；而國民黨內「統派」影響力下降，使北京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
二、在李登輝成功訪美前，華府的種種作為就已引起北京疑慮。而華府最後推翻承諾的舉動，代表華府「一個中國」立場開始鬆動。這是華府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和嚴重倒退，是打台灣牌以遏制大陸崛起。錢其琛就在九五年六月中旬，於內部的演講中指出：「美國利用台灣、西藏、貿易和人權等問題，給中國帶來麻煩，達到牽制之目的，而其目的是不希望『堅持社會主義的強大中國』出現。」
三、李登輝訪美，儘管華府對外宣稱是「私人、非官方性質」，華府的同意仍替台北的外交累積新的動能。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在李登輝自美返台後三天，祕密率團前往歐洲，順利會晤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是四十多年來首位行政院長前往歐洲訪問；部分美國國會議員還醞釀，若李登輝在九六年三月的總統直選中獲勝，不排除邀請李登輝到國會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中演說。因此，北京認為有必要採取強硬舉動，以切割台北的國際活動空間，阻止華府和台北進一步接近。
更重要的是，在危機結束後北京的檢討中，認定這些強硬舉動影響了台北對獨立代價的評估，並成功阻止華府對台政策的進一步發展，更重新使華府成為台北「獨立外交」的制約因素。
回顧這段歷史，並與如今華府、北京與台北的三方互動情形對照，可發現許多驚人的相同點：第一，北京認為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之目的是推動「柔性台獨」；第二，北京對國民黨制衡蔡英文「柔性台獨」的能力感到懷疑；第三，北京認定華府種種與台北接近的行為是利用台北來抑制北京崛起。
北京對小英訪華府已做預防
同時江澤民與錢其琛當年因為沒有立即採取強烈反應，事後被迫「自我批評」之歷史教訓依舊鮮明，使北京早在《台灣旅行法》於去年三月簽署生效後，就已料到美國國會議員有可能發動邀請蔡總統訪問華府，並在許多兩岸學術交流的場合再三拋出此一問題。
在北京對此一發展早有準備，與北京在台海飛彈危機後對當時所採取之強硬舉動給予高度評價的情況下，台北和華府有意推動蔡總統訪問華府或其他「替代方案」的人士，千萬不能低估北京「強硬以對」的可能性。
主題：
1.繼美國之後，俄羅斯也宣佈退出中導條約，隱約劍指中國，三方軍備競賽將把世界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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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國總統川普11日簽署一份行政命令，啟動「美國人工智慧倡議」，以因應來自「戰略競爭者和外國對手」的挑戰，確保美國在該領域的領先地位。川普此舉被視為在與大陸爭奪全球AI領域的領導地位。中美在AI領域實力比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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