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擷取自 澳洲 Sky News 網頁)
摘 要
共軍學者指出，「智能化戰爭」是依託感測器的感知能力及電腦的資料處理能力，通過模型與演算法賦予機器以智慧，借助強大的通信網路將機器與人進行編組，或以機器主戰的方式進行作戰。此種戰爭的主要特徵是「機器主戰、萬物互聯、演算法致勝」；而「人工智能、網路資訊技術和機械化技術群」，是支撐「智能化戰爭」的三大支柱。研究「智能化戰爭」與發展遂行此種戰爭的能力，已成為當前共軍的重要課題。
目前共軍在發展遂行「智能化戰爭」的能力方面，已經建立了「從武器平台性能到戰術火力計算等一系列的輔助決策模型」，並在「數據融合、態勢評估」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也開展了「作戰方案輔助擬制、軍事智能決策支持」等方面的先期探索研究；在「無人作戰平台」與「作戰指揮控制」等也獲致若干成果。但整體而言，還是處於「研究理論綜述性的成果比較多，實用性的成果較少，裝備智能化水平還有待提高」的情況。
研判共軍為發展遂行「智能化戰爭」的能力，所設定目標為在2035年以前具備初步遂行智能化戰爭的能力、然後在2049年以前具備完整遂行智能化戰爭的能力。若共軍如期於2035年達成目標，則當時間越接近2035年，共軍遂行武力犯台的作戰能力勢必會大幅成長，對我方造成嚴重的威脅。
關鍵字：智能化戰爭、人工智慧、無人化、武力犯台
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最新出版：《跨越海峽：中國軍隊準備對台戰爭》(Crossing the Strait: China’s Military Prepares for War with Taiwan), 其中將我在2020年解放軍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進行修改後, 收錄為全書第九章：「共軍武力犯台的後勤與動員能量評估」, 本書已開放線上購買, 也有全文的PDF版 , 相關連結如下
/https://ndupress.ndu.edu/Publications/Books/Crossing-the-Strait/
若中共片面推翻「中線默契」，所造成的直接影響，除大幅壓縮我方空防縱深、減少我應變時間外；更該擔心的是當共軍在中線以東的訓練或巡弋常態化，國軍又不可能輕易放棄中線以東到我方鄰接區外緣這片海空域的情況下，雙方軍機與軍艦在第一線短兵相接的頻率將大幅增加，但在第一線執勤人員眼中，對方的行動卻變得非常難以預測。換言之，雙方第一線值勤人員可能因為反應過度或應變不及，引發嚴重的意外事件，進一步導致兩岸擦槍走火。
讓情況對我方更棘手的是，在共軍《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已開始實施，使共軍支援「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程序與規定更形明確後，中共甚至不排除結合漁船、海上民兵、海警與海空軍，在中線以東進行所謂的「聯合維權」行動或操演。由於我方海巡與國軍面對這些身分不同的中共船隻時，在可採取的手段、行動程序與法律授權等方面都各有不同，使整個應對行動將變得極端複雜。
我方在近期內除了國軍和海巡必須加緊修訂、檢討既有的應變計畫，相關單位也應盤點相關法規，特別是與國軍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相關的法律依據與執行程序，使日後在第一線面對中共機艦的執勤人員能有完整的法律授權、明確的行動程序，與在正當執行勤務的狀況下，相關民事與刑事責任的豁免。
至於在中長期方面，則是海軍與海巡署針對後續的武器採購與造艦計畫，應根據急遽變化的海峽情勢，重新進行檢討。(圖片擷取自奔騰思潮網頁)
共軍每波飛彈發射的間隔，最短為第三波與第四波之間的8分鐘，最長為第二波與第三波之間的43分鐘。這些間隔其實都不算短，不可能是共軍為了讓在不同地點所發射的飛彈，能在同一時間抵達所賦予的目標區，來稀釋敵軍防衛能量所做的安排。
在實戰中，這種發射間隔過長、逐次使用火力的情形，只會讓對手在遭到前波攻擊後，獲得從震盪中恢復與重整的時間，並增加對後續波次來襲飛彈的防禦效率。因此這種各波次發射間隔過長的現象，對共軍飛彈部隊而言，應該算是不容忽視的戰術錯誤。
(圖片擷取自ETtoday 雲論網頁 )
當美國在2月12日警告「俄軍可能在16日入侵」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未能馬上下令動員。直到2月23日，即俄羅斯總統普丁公開表示已決定對烏克蘭執行「特殊軍事行動」的前一天，才宣布烏克蘭進入緊急狀態，開始徵召首批三萬六千名預備役軍人，並通知二十萬預備役部隊可能動員；又等到第二天俄軍入侵開始時，才下達全國的軍事動員令。
烏克蘭太晚下達動員令的直接影響，就是來不及將開戰前部署在烏俄邊境、烏東與亞速海北岸等地的常備旅，從過分暴露的前方抽回，代之以動員編成的後備旅，然後在後方腹地做為總預備隊，以增加防衛縱深，並在某戰線的俄軍攻勢陷入停頓時，以生力軍之姿與守軍聯合發動大規模反擊，一舉改變該戰線的態勢。
澤倫斯基為何沒有及早下達動員令，相關決策過程雖還有待日後釐清，但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後，國家的生產、金融交易與進出口貿易等就會陷於停頓，每天的經濟損失極為可觀；若最後俄軍入侵沒有發生，對國家財政與經濟的影響難以估計，還可能衍生出大量的跨國違約與賠償等法律問題。另一個不能被忽略的可能性是，當危機處於高峰階段、國際間外交斡旋還在進行時，烏克蘭可能擔心若搶先實施總動員，反而會被俄羅斯扣上升高緊張情勢、破壞外交談判的大帽子。
其實哲連斯基政府在動員時機上的決策困境，日後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危機當下國力較弱的一方，也非常有可能發生，包括極為仰賴海外貿易的中華民國。
為避免出現前述情形，國安高層有必要重新審視相關問題，並根據共軍近年改革的情形，訂出一套詳細的分類分級評估模式。當對岸出現異常的軍事動態時，就可依照相關標準進行評比，作為是否進行相應之分類分級動員的決策依據，避免重蹈烏克蘭太晚實施動員的覆轍。
俄羅斯今天正式對烏克蘭發動軍事攻擊，也引發部分人士關注中共會否趁東歐緊張情勢大幅升高之際對台灣出手？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指出，由於中共並未開始著手進行大規模的人員與物資的動員、集結與前運，共軍現階段也還不具備武力犯台「速戰速決」的能力，短時間內要對台灣發動大規模軍事入侵的可能性偏低，但不排除會增加在台灣周邊武力威嚇的頻率與強度，嘗試迫使我方與華府在某些中共關切的議題上讓步。
揭仲表示，如果共軍要在台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則需要動員、集結大量的人員與物資，光是各類物資就接近三千萬噸；還要把這些人員與物資輸送到可對台灣進行武力投射的戰術位置，光是火車專列可能就超過三千列次；整個動員與運輸的規模，超過共軍以往所投入的任何一場戰爭。但目前中國大陸還沒出現這些徵候。
揭仲強調，更關鍵的是共軍目前還不具備武力犯台能「速戰速決」的條件。以跨海戰略投送能力為例，共軍若要速戰速決，估計第一波就要向台灣投送約12到15個旅的兵力；但在2020年底，共軍集中全軍的海空運輸載具，一次只能投送約7個旅，離標準還有明顯的差距。同時，共軍遂行現代化聯合作戰的能力也還不足；而美軍到目前為止，也還未從印太地區抽調可觀的兵力前往歐陸。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224004070-2604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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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架「運-12」真的是共軍以民航機為掩護，測試或找出我防空雷達的盲區，則在任務完成後應該會盡量避免讓我方曉得，戰時才能產生對我軍的奇襲效果。但當日這架「運-12」卻故意朝東引接近，顯然是想引起外界的關注，與正常軍事情報蒐集模式大相逕庭。
2月5日中共民用「運-12」的「東引接近」，不太像是軍事上的偵測行動，更像政治上的示威或表態。
2012年12月13日，中共派出當時隸屬國家海洋局，身分為執法單位而非軍用航空器的海監「運-12」運輸機(與飛抵東引附近者為同型機)，以低空飛行方式避開日本雷達的監視，成功飛抵釣魚台南方8浬(15公里)上空，還刻意爬高讓日本的雷達發現。整個過程與今年2月5日飛抵東引附近的「運-12」，幾乎如出一轍!
在沒有公布領海基線的情況下，東引目前也和南沙群島的太平島一樣，只有6000公尺的禁限制水域，未標出12浬領海範圍的確切位置，連帶使東引周邊12浬領空也沒有明確的範圍。
若2月5日「運-12」的「東引接近」，真的是中共刻意設計具「法律戰」意味的「灰色地帶行為」，這不禁讓人擔心，接下來中共是否會繼續派民航機執行「東引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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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今年1月1日至28日，共軍軍機進入我防空識別區西南空域者有22天，其中動用殲-16戰鬥機達12天、總共84架次；單日出動殲-16戰鬥機在6架次以上者就有6天，分別是10日8架次(包括夜間4架次)、14日10架次、15日8架次 、23日24架次、24日8架次 與27日6架次。殲-16戰鬥機儼然成為最頻繁進入我西南空域演訓的不速之客。
相形之下，今年1月1日至28日，殲-10戰鬥機部隊只在23日出動過一次、10架次，其餘機種的戰鬥機則掛零。此一跡象顯示，日後共軍在編組執行長距離海上打擊與制空任務之體系化作戰機群時，將以殲-16做為機群中戰鬥機的首選；殲-10戰鬥機則主要用於海峽當面或台灣周邊空域，其他舊型的戰鬥機恐已退居二線。
而殲-16D電戰機是以殲-16戰鬥機為基礎，不僅在速度上可隨同打擊機群行動，在面對敵軍戰鬥機時也有不錯的空戰能力，更能直接攻擊敵軍地面防空系統的雷達、敵軍船艦的搜索雷達，甚至敵軍的空中預警機，有效填補共軍體系化打擊機群在執行長距離攻勢任務時，電戰能力不足的缺失。
若去年11月28日的運油-20和今年1月24日的殲-16D，相繼投入共軍在我西南、甚至東南空域的演訓，確實是這二型機即將量產的訊號，這就代表影響共軍體系化作戰機群執行長距離攻擊任務的兩大缺陷──欠缺空中加油與電子作戰能量──可望在不久的將來逐步改善。
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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