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引言        《環球時報》在下午四點發表社評〈世界進入多事之秋，台當局須悠著點〉，文中強烈批判台北與華府近期互動，更以「勿謂言之不預」結尾，而這句話在中共與印度邊境戰爭、中共與蘇聯珍寶島事件，與「懲越戰爭」前都曾出現。

共軍與美軍雖然都在此波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中，先後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但雙方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活動卻未因此變得比較平靜。

藉計畫性演習釋放政治訊息

共軍在武漢地區疫情依舊棘手的二月九日與十日，連續派出機群從巴士海峽穿越第一島鏈，進行遠海長航演訓，其中九日還實施繞島，十日更派軍機穿越海峽中線；三月十六日則派出機群，在台灣西南方海域進行夜間訓練，期間曾接近我防空識別區。

最新一波則是在四月十日，先是上午共軍派出機群在巴士海峽穿越第一島鏈，實施遠海長航；到了傍晚，日本自衛隊於長崎縣西南方約四二○公里的海域，發現以「遼寧號」為首，加上兩艘052D型飛彈驅逐艦、兩艘054型飛彈護衛艦與一艘901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航艦戰鬥群，隨後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

共軍機群十日在台灣西南方海域的遠海長航，在操演時間、內容、機種和數量等方面，與以往相較並未特別突出，推測是共軍年度排定的「體系化」訓練。而遼寧號航艦戰鬥群在編組上，幾乎與去年六月穿越沖之鳥礁、挺進至關島周邊，再往西繞行蘇祿海進入南海時的編組完全相同，應是共軍累積航艦戰鬥群運作經驗、提升整體戰力的年度計畫性行動。

但就在十日共軍機群穿越巴士海峽後、遼寧號航艦戰鬥群現蹤之前，《人民日報》系統的《環球時報》，在下午四點發表社評〈世界進入多事之秋，台當局須悠著點〉，文中強烈批判台北與華府近期互動，最後更以「勿謂言之不預」結尾。

這句話在中共與印度邊境戰爭、中共與蘇聯珍寶島事件，與「懲越戰爭」前都曾出現，顯示共軍在四月十日與十一日的動作，極可能是北京藉共軍年度計畫性演訓，在執行時間上略為調整，以搭配政治動作，向外界傳送政治訊息。

警告台北、華府別衝撞北京紅線

北京所要傳達的政治訊息包括：第一是藉由空軍與海軍同一天、於南北不同區域進行大規模操演，傳達疫情對共軍的影響已大幅降低的訊息，共軍仍舊有能力向海外執行一定規模的軍事行動；第二則是在前個訊息的基礎下，警告台北與華府不要因為錯估共軍的行動能力，貿然衝撞北京「紅線」。

「勿謂言之不預」一語，雖然在前幾次出現之後，多爆發了軍事衝突，但這次北京選擇由較具鷹派色彩且權威性低的《環球時報》披露，而非《人民日報》或《新華社》，顯示北京有意保留彈性，避免過度升高區域緊張。

另一方面，美軍也是動作頻頻。在共軍於二月九日與十日兩度派機群實施遠海長航後，美軍軍機於二月十二日同時現蹤台灣西部及東部；軍艦也在二月十六日航經台灣海峽。

就連美軍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羅斯福號與雷根號航空母艦，於三月二十四日與二十七日先後傳出官兵確診武漢肺炎後，美軍活動頻率非但沒減少，反而明顯增加。

先是太平洋艦隊於二十七日清晨主動公布，一艘勃克級驅逐艦在二十五日航經台灣海峽，接著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八日短短十五天內，又五度派遣軍機出現在台灣周邊。

在四月十日中共空軍與海軍於南方與北方都有較大的動作後，美軍不僅在當天下午與次日派出電子偵察機，前往巴士海峽與南海附近巡弋，海軍也在十一日與十二日主動公布勃克級驅逐艦在十日由北往南航經台灣海峽，以及兩棲突擊艦美利堅號十日在東海與日本自衛隊聯合操演，並起降F-35B戰機的消息。

值得注意，自三月二十五日以來，美軍在中國大陸周邊軍機出現次數增加，其中包含高比例的電子偵察機。當中共採取若干動作，例如四月十日共軍同時在南北出現大動作後，美軍機艦的反應時間不僅縮短，官方也在短時間內主動公布，刻意提升能見度。

這應是西太平洋美軍在羅斯福號航艦，因多位官兵感染武漢肺炎被迫滯留關島，使航艦戰鬥群的反應能力下降，且其他四艘部署在太平洋的航艦亦有三艘傳出官兵確診後，所採取的應變措施。

美航艦染疫藉電子偵測預警補強率

美軍之所以頻繁出動電子偵察機，除藉機蒐集共軍電子參數與技術情報，推測也有強化情蒐活動以維持對共軍行動的預警，減輕航艦戰鬥群反應能力下降所造成的衝擊。

同時，美軍也藉增加機艦出現頻率與能見度，向中共與周邊國家傳達：雖然航艦戰鬥群的反應能力下降，但其他單位的戰備已提升，藉此強化區域各國的信心，並防止中共因誤判而輕舉妄動。(轉載自2020年4月16日 新新聞周刊 第1728期)

選後北京對台灣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

2020大選的結果已在11日晚間揭曉，執政的民進黨不僅以破紀錄的817萬票贏得總統選舉，在立法院也拿下過半的61席，再度完全執政。此一結果對北京來說，雖說是最不樂見的情形，但也絕不是毫無準備。跡象顯示，北京早已針對此次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所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組合」，備妥了因應劇本。而在北京接下來要端出的劇本中，武力會扮演甚麼角色，也格外引發關注。

影響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因素

在探討選後北京究竟是否會對台採取武力行動、或者會採取哪些武力行動時，要先考慮三個因素：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和執行時的技術考量。

首先，在對台政策的思維方面，自2016年民進黨首次完全執政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路線就已出現了轉變，認為今後在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不必再像以往那樣擔心台灣民眾的感覺；甚至認為「目前是柔性台獨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種種強制的手段，讓台灣百姓知道走不通後，台灣百姓的思想也會變化…大陸不怕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這是必經的過程，必須要讓台灣民眾對政府產生反感，反感才能反思」。

此一路線，相信在此次大選後將更為堅定，使北京必然會對台北採取某些強硬的行動，其中就包括武力的運用。但由於此一路線還是以「改變台灣民眾的態度」為目的；除非政治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否則北京在武力的使用上，不會馬上考慮武力犯台；還是會以「表明態度」、「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和「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對「武力的展示性使用」來支援其「強制外交」，以「說服對手停止或消除某些已經開始的行為，或使對手採取某些原本無意採取、卻是北京希望的行動」。

第二，在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方面，受到「華府抑制北京的氛圍依然濃厚」、「華府與北京的貿易談判好不容易獲得具體進展」，與「華府將在11月3日舉行大選」等因素的影響，使北京在1月11日到年底的這段時間內，在對台採取行動時，勢必要考慮華府對個別行動方案，所可能採取的反應。

第三，在執行技術方面，則是要在連串的行動之間，保留彈性與行動升級的空間。避免重踏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突然大幅升高緊張情勢，導致華府最後決定介入、甚至重啟與台北軍事交流的覆轍。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之目的與可能位置

綜合考量這三項因素後，就可以對選後北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是否發動、發動的目的、位置與手段來加以研判。首先，由於選舉的結果是北京最不樂見的情形，因此北京應該會採取若干軍事行動來表明立場，並預防再度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甚至華府因誤判北京態度，遂嘗試採取衝撞北京紅線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極有可能在選後不久的時間內，再拿下我方的邦交國，讓台灣民眾感受到「痛」。

在軍事行動的目的方面，短期內還是以「表明態度」和「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為主；至於「強制外交」，則由於華府的氛圍對北京頗不友善，北京主動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偏低。但若有重大突發性的意外，或台北、甚至華府先採取某些嚴重衝擊北京底線的行為，則北京不排除會藉機發動「強制外交」，利用華府和台北在安全利益上的不一致，尋求與華府對話，並促使華府出面要求台北做出改變。

在軍事行動的位置方面，應該還是以台灣本島周邊海空域，或離島中較具戰略價值的東引島為主；對南海我方實質掌控之太平島與東沙島進行滋擾，或干擾我機艦往返的可能性則偏低。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手段

在軍事行動的手段方面，短期內為避免大幅衝擊與華府之間的關係，立即採取如同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對台灣量身打造「非例行性」與「高針對性」之大型軍事演習的可能性偏低；與俄羅斯海軍軍艦聯合巡弋台海，或在台灣東部西太平洋、南部巴士海峽進行聯合操演的可能性也不高。推測還是以結合(頂多略為調整)既定、年度計畫性的演訓，再搭配經過設計的宣傳。而此種結合年度計畫性演訓的方式，也有利於操作軍事行動的升級。因為在3月到5月，即蔡英文總統5月20日發表就職演說前，本來就逐漸進入共軍各戰區實施軍種內部操演的時間；在就職演說後的7月到9月，則是共軍開始進行戰區、甚至跨戰區聯合演習的時間。換言之，只要輔以精心設計的宣傳，光憑這些計畫性的演習，就能營造緊張情勢逐漸升高的印象，卻又不會過分衝擊區域安全情勢。

在具體的行動上，則包括比較正規的「軍機恢復繞台」、「軍機在防空識別區界線內緣飛行」、「軍艦或艦隊繞行台灣東部海域鄰接區外圍並進行操演」和「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但不排除會以短期內，密集連續出現的方式進行。事實上，在2018年4月3日，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在立院脫口表示自己是「臺灣獨立工作者」後，共軍即在4月18日至5月31日，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對台灣發動了七起軍機繞台(包括5月11日雙向繞台，以兩起計)、兩起艦隊繞行台灣東部，和一起「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

此外，也不能排除北京會採取若干針對情勢量身訂做、但規模較小的行動，例如

1.再度派遣軍機在海峽中線南北兩端穿越、甚至逐漸形成新的慣例；

2.派遣無人機進入某些離島12海里範圍內的空域，或在防空識別區內緣長時間飛行；

3.出動大批具備海上民兵身分的漁船，在非休漁期內進行操演，或包圍東引島等具戰略價值的離島。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當美國總統大選的變數逐漸釐清，且越接近2023年9月四席大法官同意權行使的時間點時，北京對台「量身打造」具強烈針對性軍事行動，甚至尋求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將逐漸上升。

原文網址: 【選後分析】揭仲／3個因素影響北京對台軍事行動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624440#ixzz6LB4hNLjC

引言：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軍旅生涯中備受肯定，殉職引發國人極大關注與惋惜。總統蔡英文為沈總長由追晉為一級上將。而這也觸及了國軍參謀總長的職權，在法律與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一月二日上午，國軍一架UH-60M黑鷹直升機在新北、宜蘭交界處山區不幸失事，造成包括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在內、多達八人死亡、另有五人受傷的慘劇。

參謀總長難做滿兩年

由於沈上將在軍旅生涯中的表現備受肯定，又是我國自行憲以來，第一位在視察部隊過程中殉職的參謀總長，不僅國軍上下為之震動，也引發國人極大的關注與惋惜；眾多與此次意外相關的消息，也持續佔據不少媒體版面。而在相關報導中，有部分其實觸及了目前國軍參謀總長的職權，在法律與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蔡英文總統在三日裁示，將殉職的沈總長由二級上將，追晉為一級上將。這是因為在二○一三年《參謀本部組織法》正式實施後，承平時期參謀總長的編階，由先前的四星一級上將，降編為三星二級上將；但新法開始實施後不久，參謀總長很難做滿任期的問題立即浮現。

因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六條，明訂二級上將「服現役最大年齡」為六十四歲；而國軍參謀總長乙職，被視為是現役軍人的最高職位，絕大多數是由曾任軍種司令的現階二級上將接任。此一慣例，加上國軍對中高階軍官晉階的條件限制，導致新制下的參謀總長，往往連一任兩年都做不滿。例如在新制實施後，首位獲任命的嚴明上將，離屆齡退役只剩十一個月 (實際擔任七個月)；從嚴明上將到沈一鳴上將，共六位參謀總長中，除李喜明上將外，其他均不滿兩年，邱國正上將更僅有五個月。

此次不幸殉職的沈一鳴上將，是在一九年七月一日接任；若無此次意外，到二一年的四月也將屆齡退役，無法做滿兩年。

不只是部長的軍令幕僚長

若參謀總長僅是部分媒體在報導中，所說的「部長的軍令幕僚長」，影響或許還沒那麼大。但依照《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參謀本部為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參謀總長則依國防部長的命令，指揮「編配之機關、作戰部隊」，為戰時三軍聯合作戰的司令官。因此，參謀總長同時具備「部長的軍令幕僚長」、「軍隊之腦」與「戰時聯合作戰司令官」等三重身分，與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僅具前兩種身分，不直接指揮作戰有差異。若參謀總長無法久任其職成為常態，勢將對國軍戰略計畫的設計與修訂，和戰時擔任聯合作戰司令官等職能，造成不利的影響。

當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謀總長將承總統與部長之命，擔任聯合作戰司令官；參謀本部也將按照「平戰轉換」機制，成為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但此機制在狀況發生時，能否迅速轉換、並妥善負起聯合作戰指揮的職能，不無疑問。

第一，我國平時並無常設的聯合作戰司令部，參謀本部在戰時若要轉換為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是以既有人員為核心，再納編國防部與軍種司令部的參謀軍官。但此種臨戰時才開設、平時缺少聯合運作演練的設計，能否在未來若共軍侵台、預警時間將大幅縮短的情況下，讓聯合作戰司令部的運作迅速上軌道，有待商榷。

相形之下，共軍新成立的五大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值班人員大部分是領有合格受訓簽證、類似美軍「聯合專業軍官」的人員；與我國衡指所內平時值班之軍官幕僚，部分是由參謀本部與國防部相關業務人員，「輪流」前往值班的做法不同。

第二，參謀總長雖為戰時的聯合作戰指揮官，但預定交由總長指揮的聯合作戰部隊，在承平時期的高階人事、重大武器採購與預算編列等，主要還是由軍種司令部主導，總長和參謀本部只有建議權與部分的審核權；使總長在承平時期，無法按作戰計畫，有效整合協調責任範圍內的作戰資源。此一缺失，若加上總長往往連基本任期都做不滿，影響將更為嚴重。

要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的晉升

第三，國軍並未如同美軍，有「聯合專業軍官」、「關鍵性聯合職位」，和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晉升等設計；使軍官多半將能否回到所屬軍種任職，當成晉升的主要途徑，比較不願意長期擔任聯合職務。相形之下，共軍在此波軍事改革中，可能仿效美國，採取在晉升或占缺時，優先保障擔任過聯合職務的參謀軍官。

因此，國軍除應修法解決總長無法久任的問題，也應考慮於參謀本部下，增設聯合作戰司令部，並由一位副總長專職擔任司令，率領若干專職的聯合職務參謀軍官常駐衡指所。除擔任戰備值班的核心，也協助規劃聯合作戰相關事宜；戰時則成為總長指揮聯合作戰的參謀長，確保參謀本部在臨戰前能迅速轉換。同時引進美軍「聯合專業軍官」等設計，保障擔任聯合職務軍官的發展，提升國軍聯合作戰指揮效能。(轉載自2020年1月9日第1714期 新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