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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國防, 中共軍事, 南海問題 (email : ly10717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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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改

【選後分析】揭仲/3個因素影響北京對台軍事行動 (轉載自 2020年1月13日 ETtoday新聞雲 雲論)

選後北京對台灣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

2020大選的結果已在11日晚間揭曉,執政的民進黨不僅以破紀錄的817萬票贏得總統選舉,在立法院也拿下過半的61席,再度完全執政。此一結果對北京來說,雖說是最不樂見的情形,但也絕不是毫無準備。跡象顯示,北京早已針對此次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所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組合」,備妥了因應劇本。而在北京接下來要端出的劇本中,武力會扮演甚麼角色,也格外引發關注。

影響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因素

在探討選後北京究竟是否會對台採取武力行動、或者會採取哪些武力行動時,要先考慮三個因素: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和執行時的技術考量。

首先,在對台政策的思維方面,自2016年民進黨首次完全執政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思維路線就已出現了轉變,認為今後在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不必再像以往那樣擔心台灣民眾的感覺;甚至認為「目前是柔性台獨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種種強制的手段,讓台灣百姓知道走不通後,台灣百姓的思想也會變化…大陸不怕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這是必經的過程,必須要讓台灣民眾對政府產生反感,反感才能反思」。

此一路線,相信在此次大選後將更為堅定,使北京必然會對台北採取某些強硬的行動,其中就包括武力的運用。但由於此一路線還是以「改變台灣民眾的態度」為目的;除非政治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否則北京在武力的使用上,不會馬上考慮武力犯台;還是會以「表明態度」、「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和「以威脅使用武力或對「武力的展示性使用」來支援其「強制外交」,以「說服對手停止或消除某些已經開始的行為,或使對手採取某些原本無意採取、卻是北京希望的行動」。

第二,在北京行動時的自由度方面,受到「華府抑制北京的氛圍依然濃厚」、「華府與北京的貿易談判好不容易獲得具體進展」,與「華府將在11月3日舉行大選」等因素的影響,使北京在1月11日到年底的這段時間內,在對台採取行動時,勢必要考慮華府對個別行動方案,所可能採取的反應。

第三,在執行技術方面,則是要在連串的行動之間,保留彈性與行動升級的空間。避免重踏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突然大幅升高緊張情勢,導致華府最後決定介入、甚至重啟與台北軍事交流的覆轍。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之目的與可能位置

綜合考量這三項因素後,就可以對選後北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是否發動、發動的目的、位置與手段來加以研判。首先,由於選舉的結果是北京最不樂見的情形,因此北京應該會採取若干軍事行動來表明立場,並預防再度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甚至華府因誤判北京態度,遂嘗試採取衝撞北京紅線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極有可能在選後不久的時間內,再拿下我方的邦交國,讓台灣民眾感受到「痛」。

在軍事行動的目的方面,短期內還是以「表明態度」和「提前畫線(預防性危機管控)」為主;至於「強制外交」,則由於華府的氛圍對北京頗不友善,北京主動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偏低。但若有重大突發性的意外,或台北、甚至華府先採取某些嚴重衝擊北京底線的行為,則北京不排除會藉機發動「強制外交」,利用華府和台北在安全利益上的不一致,尋求與華府對話,並促使華府出面要求台北做出改變。

在軍事行動的位置方面,應該還是以台灣本島周邊海空域,或離島中較具戰略價值的東引島為主;對南海我方實質掌控之太平島與東沙島進行滋擾,或干擾我機艦往返的可能性則偏低。

北京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手段

在軍事行動的手段方面,短期內為避免大幅衝擊與華府之間的關係,立即採取如同1996年至1997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對台灣量身打造「非例行性」與「高針對性」之大型軍事演習的可能性偏低;與俄羅斯海軍軍艦聯合巡弋台海,或在台灣東部西太平洋、南部巴士海峽進行聯合操演的可能性也不高。推測還是以結合(頂多略為調整)既定、年度計畫性的演訓,再搭配經過設計的宣傳。而此種結合年度計畫性演訓的方式,也有利於操作軍事行動的升級。因為在3月到5月,即蔡英文總統5月20日發表就職演說前,本來就逐漸進入共軍各戰區實施軍種內部操演的時間;在就職演說後的7月到9月,則是共軍開始進行戰區、甚至跨戰區聯合演習的時間。換言之,只要輔以精心設計的宣傳,光憑這些計畫性的演習,就能營造緊張情勢逐漸升高的印象,卻又不會過分衝擊區域安全情勢。

在具體的行動上,則包括比較正規的「軍機恢復繞台」、「軍機在防空識別區界線內緣飛行」、「軍艦或艦隊繞行台灣東部海域鄰接區外圍並進行操演」和「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但不排除會以短期內,密集連續出現的方式進行。事實上,在2018年4月3日,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在立院脫口表示自己是「臺灣獨立工作者」後,共軍即在4月18日至5月31日,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對台灣發動了七起軍機繞台(包括5月11日雙向繞台,以兩起計)、兩起艦隊繞行台灣東部,和一起「經過媒體渲染的演習」。

此外,也不能排除北京會採取若干針對情勢量身訂做、但規模較小的行動,例如

1.再度派遣軍機在海峽中線南北兩端穿越、甚至逐漸形成新的慣例;

2.派遣無人機進入某些離島12海里範圍內的空域,或在防空識別區內緣長時間飛行;

3.出動大批具備海上民兵身分的漁船,在非休漁期內進行操演,或包圍東引島等具戰略價值的離島。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當美國總統大選的變數逐漸釐清,且越接近2023年9月四席大法官同意權行使的時間點時,北京對台「量身打造」具強烈針對性軍事行動,甚至尋求發動「強制外交」的可能性,將逐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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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月軍演對台針對性強(轉載自 2019年8月7日第1692期新新聞)

今年七月,共軍為了支援中共中央的政治操作,對台灣實施一系列經過縝密規畫的行動。

先是大陸國防部在七月十四日上午罕見地在官方網站主動發布共軍將於近日「在東南沿海等海空域組織演習」的消息,然後又在二十四日上午公布新版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不僅用較以往白皮書更多的章節、數倍的字數,更以強烈且具針對性的言詞重申反對台獨的決心;還藉由抨擊民進黨政府「挾洋自重」,表達北京對華府近年提升與台北政治、軍事交流的不滿。

這系列行動的最高峰,就是大陸海事單位分別在七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清晨,發布「軍事活動」的航行警告,讓台灣民眾在二十九日上午得知,共軍已在台灣以北的舟山群島及台灣西南的東山島,同時舉行軍事演習。

儘管在過程中,發生共軍船塢登陸艦與護航艦在金門料羅灣港南東方三十六公里處,與貨輪擦撞的意外。但共軍仍藉由這一系列的行動獲致不過分升高區域緊張情勢,卻又能達到武力展示,並傳遞政治訊息的效果。

罕見大規模演習可能引起台灣誤判

首先,共軍同時在舟山與東山島兩個海域舉行軍事演習,不僅極為罕見,且演習區也都有不小的規模。舟山群島海域演習區長寬都接近一四○公里,可實施一定程度的海空聯合演訓;而東山島海域的演習區更延伸至廣東沿海,正面寬度接近兩百公里,縱深最遠的地點也接近一二○公里,足以實施從艦隊海上操演到兩棲登陸之全過程演練。

這兩個演習區的航行警告,從發布到開始管制都只相隔不到半天;東山島海域演習甚至不到六小時。倘若中共國防部沒有提早在七月十四日發布預警,並強調是「今年全軍年度計畫做出的例行性安排」,則光是演習區規畫的軍事意義、地理上的象徵性以及演習發布的突然性,就非常有可能大幅升高兩岸和區域間的緊張情勢,甚至引起誤判。

如果說七月十四日中共國防部的預警,降低了兩地同時軍演的緊張程度;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公布的國防白皮書,則確保了共軍藉由兩地軍演所想傳達的訊息,能不被台北與華府忽略。

兩棲作戰的攻勢性質具有強大嚇阻意義,因此東山島海域的兩棲作戰演練強化了白皮書所強調的強烈反台獨訊息。至於共軍在舟山和其他海域的操演,以及隨之引發的共軍演練「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作戰猜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體化白皮書中對民進黨政府「挾洋自重」、暗批華府介入兩岸事務的警告。

沖之鳥礁對美「反介入」演習

此外,這次東山島演習雖然規模上未超過一九九六年至二○○四年間、也在同一海域舉行的歷次大型三軍聯合演習。但由於東山島一帶演習區,在海灘與地形地貌上,與台灣本島有一定的相似度;且此次演習正面接近兩百公里,足以供兩個集團軍級單位實施登陸演練。雖然實際參演部隊遠少於前述數字,但依然可能是由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導,集團軍軍部率兩棲合成旅參演,以驗證合成旅攻台作戰的戰術戰法,對台灣具有針對性。

其實共軍在白皮書公布後的軍事動作,除舟山群島(七月二十八日十八時至八月一日十八時)與東山島(七月二十九日六時至八月二日十八時)的軍事演習外,根據已公開的資訊,至少還有:

一、七月二十六日十六時至八月二日十六時,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執行「軍事任務」。

二、七月二十七日○時至八月二日二十四時,在渤海實施實彈射擊。

三、七月三十一日晚間,071型船塢登陸艦「龍虎山號」與護航艦在金門料羅灣港附近海域機動,並在過程中發生與散裝貨輪擦撞的意外;龍虎山號與護航艦的行動,應與東山島海域的演習有關。

四、日本防衛省也監測到中共海軍兩批分別來自北部戰區及東部戰區,數量為四艘與兩艘的艦隊,於七月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通過宮古海峽南下。而這六艘軍艦包括兩艘052D型驅逐艦、三艘054A型護衛艦(我國稱之為巡防艦),以及一艘901型大型補給艦,在八月一日上午又通過宮古海峽往北進入東海海域。

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這批軍艦在折返前,可能已抵達沖之鳥礁附近水域,也就是共軍想定中,對美軍實施「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作戰時,所要占領的戰術位置。

同時在第一島鏈內執行多個戰役

從共軍在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這段時間內,能同時在數個戰區,動員來自各軍兵種的單位,於第一島鏈內外數個海域,實施多個聯合作戰演練,顯示共軍已初步具備在第一島鏈內外,同時執行兩個以上戰役行動的能力,在軍事上的意涵不容輕忽。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90807152434MN1&fbclid=IwAR33nlqjPS1qQ2Om0LJCF5_GtWbMj_OMWcMN1ihPXQZpzXwbCaNaX92D4Oc

中國2019國防白皮書對台透露哪些訊息?(轉載自 2019年7月25日 ETtoday新聞雲 雲論)

中國國防部在7月24日上午,公布了2019年版國防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由於中國上一版的國防白皮書,是公布於2015年5月;當時習近平尚未正式開始推動軍事改革,台灣也還是由國民黨執政。因此,這本《新時代的中國國防》就成為習近平推動軍事改革,與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中國所公布的第一本國防白皮書。在台灣已逐漸進入2020總統大選熱季的此刻,這本白皮書對台灣、特別是台獨的描述,及其所透露的訊息,就格外值得我們注意。

若將這本2019年版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與習近平2012年11月15日接掌大權後,中國國防部所公布的另外二本國防白皮書-2013年4月《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及2015年5月《中國的軍事戰略》-相較;可發現在2019年版中直接提及台灣獨立的部分,不僅出現的章節變多、字數大幅增加、遣詞用字也遠較強烈且極具針對性。

2019年版台獨出現的章節變多、字數亦大幅增加

例如在2013年版白皮書中,只有在第一部分「新形勢、新挑戰、新使命」直接提到「反台獨」,且全部含標點符號也僅有31個字,在其餘部分可能涉及反台獨意涵者,皆以概括性的「維護領土完整」來帶過。至於2015年版白皮書,是在第一部分「國家安全形勢」直接提到「反台獨」,字數則增加為103個字;雖然在第二部分「軍隊使命」與第三部分「戰略方針」中,出現與反台獨意涵相關的部分,但也和2013年版一樣,以「捍衛祖國統一」等概括性的陳述方式處理。

▲中國《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圖/央視) 

但2019年版中,則在第一部分「國際安全形勢」、第二部分「新時代中國防禦性國防政策」與第三部分「履行新時代軍隊使命任務」等章節,都出現直接提到「反台獨」的陳述;且字數分別為142個、313個與54個,合計達509個,分別是2015年與2013年的5倍及16倍。這直接反映出在當前中國高層眼中,台獨已成為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主要風險,反台獨和遏制台獨勢力發展成為中國國防政策的重要、根本目標,而遏制台獨勢力發展已成為中國軍方的主要任務。

2019年版對台獨的針對性極為強烈、警告意味濃厚

在2013年版與2015年版中,雖曾提到「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但並未直接點出所防範的對象,也未描述分裂活動的具體內容,甚至讓人感到只是「照本宣科」。

但在2019年的版本中,不僅直接點名民進黨,也將「去中國化」、「漸進台獨」與「法理台獨」建立關聯,甚至把「挾洋自重」也視為分裂活動之一環。在談到「軍隊任務」時,也直指「組織艦機繞島巡航」的目的,是「對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正警告」。

從2019年版白皮書中,反台獨出現的章節變多、字數大幅增加、遣詞用字強烈且具針對性等現象,這反映出中國高層對當前兩岸情勢的發展、尤其是台灣問題逐漸與華府抑制北京的舉措連動,感到不滿與不安。因此打算透過國防白皮書的相關陳述,對台北與北京進行嚇阻。

2019年版對台獨警告意味雖濃,卻無新內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版白皮書雖然對台獨警告意味濃厚,陳述內容也遠較多,但實際上僅為重申中國中央、特別是習近平本人已經公開發佈過的內容。對動武的條件、動武的方式,和對台作戰整備等,並未提出新的、有別與以往中國其他官方文件或談話的內容。在提到承平時期共軍如何遏制台獨勢力發展時,也僅提到早已被宣傳過的「繞島巡航」,刻意避談「軍機穿越中線」和「針對性演習」等中國軍方曾經實施過的行動。

這或許代表,北京方面雖然有意藉白皮書的公布,來警告台北與華府;但在台灣即將進入大選熱季,且與美國關係緊張之際,仍小心避免出現與以往不同,或中國官方未曾公布過的陳述,以免節外生枝,導致緊張情勢不必要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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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號遠航武力投射達第二島鏈(轉載自 2019年6月27日 新新聞第1686期 )

日本防衛省在六月十一日發布消息指出,中共海軍遼寧號航空母艦在來自北海艦隊的兩艘飛彈驅逐艦、兩艘飛彈巡防艦(中共稱為護衛艦)和一艘大型綜合補給艦的伴護下,已經從宮古海峽穿出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防衛省雖然沒有提到潛艦,研判共軍的潛艦就算沒有和水面艦隊一起通過宮古海峽,也必然會在第一島鏈外某個海域與艦隊會合,組成完整的航艦戰鬥群執行聯合演練。

中美日航艦同時在南海操演

就在各方揣測遼寧號航艦戰鬥群此行的任務與相關政治、戰略意涵時,國內多家媒體在十九日突然報導,「情報界人士」指出,戰鬥群不但超越了沖之鳥礁,抵達距關島不算遠的海域才轉向西南方。更出乎意料的,沒有從巴士海峽穿越以進入海南島,而是從菲律賓南方的蘇祿海進入南沙群島海域。

由於美國的雷根號航艦(USS Ronald Reagan CVN-76)打擊群與日本的「準航艦」出雲號也在這個時間點前後於南海進行聯合訓練,形成包括美國、中共與日本的三艘航艦在內的兩個航艦戰鬥群同時在南海巡弋的情形。

根據多家媒體引用、但截至六月二十二日尚未經官方證實或否認的消息,顯示遼寧號航艦戰鬥群此行離關島最近時已不到一千公里。倘若消息屬實,則這次遼寧號航艦戰鬥群遠航訓練就透露不少值得關注的訊息。

首先,這雖然是遼寧號航艦戰鬥群第三次在第一島鏈以東的西太平洋水域進行演練,卻是歷年來中共海軍艦隊大規模、跨海域戰備演練中距離最遠的一次。在此之前,距離最遠的一次是二○一四年十二月底,來自中共海軍三大艦隊的十八艘水面艦與數量不明的潛艦,在沖之鳥礁海域舉行代號為「機動六號」的海上聯合操演,距關島約一千二百公里。

衛星支援力五年推進一千公里

此次遼寧號航艦戰鬥群甚至還超越沖之鳥礁,雖然最後離關島有多近尚無明確資訊,但可確定的是,戰鬥群已進入日後可能大量服役之○五五級飛彈驅逐艦(此次未參加遠航)所配備、射程超過一千公里的長劍-10型巡弋飛彈打擊範圍。若戰鬥群再往關島挺進,就連遼寧號艦載、作戰半徑五百至七百公里的殲-15戰鬥機也將進入打擊範圍。象徵中共武力投射的距離,已經向東拓展到第二島鏈。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沿岸陸地觀測與通訊系統對水面艦隊的有效支援範圍,受地球曲率的影響,無法超過第一島鏈太遠。因此,這次遼寧號航艦戰鬥群的遠航,不論是導航、氣象、和中央軍委及北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間的情報傳遞,甚至艦隊周邊其他國家的機艦動態,需仰賴衛星系統支援。

換言之,中共衛星系統對共軍遠程作戰部隊,在指揮、管制、通訊、情報、監視與偵查等方面的支援範圍,已從一三年十月機動五號演習的宮古列島東南及沖大東島以南海域(距上海一千公里)、一四年機動六號演習的沖之鳥礁(第一與第二島鏈中間偏東,距上海一千九百公里),延伸至關島(第二島鏈)西北方不足一千公里(距上海超過二千公里)。短短五年半往東推進將近一千公里,確實令人吃驚。

第三件值得觀察的是,根據一九九六年至九七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美軍調動兩支航艦戰鬥群進入台灣周邊海域的先例,共軍日後若要武力犯台,為了有效抵禦「外軍介入」,必須確保在台灣東西太平洋水域和南海的戰術位置,並使其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能順利進入太平洋深水區,再轉往各待命位置潛伏,確保海上核子嚇阻能力。

鑑於中國大陸海域被第一島鏈環抱的半封閉狀態,共軍要想達成前述任務,就必須控制進出太平洋的戰略水道。而這些戰略水道,除了共軍近年實施遠海長航時經常進出的宮古海峽與巴士海峽外,另一個就是在南沙群島「U型線」附近,海底大陸棚深度可達四千公尺,對潛艦活動格外有利的海域。

驗證南沙填海造陸效益

此一海域共軍於二○一二年開始大舉在南沙填海造陸、建構基地支援體系前,由於缺乏有效的指揮、管制、通訊、情報、監視與偵查手段,中共海軍極少在這個海域實施大規模的海上聯合操演。

如今中共在南沙的島礁建設暫時告一段落,共軍在南海「南沙群島—西沙群島—海南島與大陸華南地區」的三線基地體系基本完成。此次遼寧號航艦戰鬥群特地從蘇祿海進入南沙群島海域,研判是為了實地驗證南沙群島基地體系「對航艦戰鬥群的支援能量」與「對南沙海域軍事動態的掌握能力」,以做為後續改進的基礎。

https://www.new7.com.tw/talk/talkView.aspx?i=TXT20190627134903BS9

 

國軍聯合兵種營能勝共軍合成營?(轉載自2019年4月18日 新新聞1676期)

國軍將啟動新一波兵力組織調整,將陸軍七個常備打擊旅所轄各戰車營與機械化步兵營,全部重新整編為「聯合兵種營」;關渡指揮部(關指部)則是將所轄四個營中的兩個調整為「聯合兵種營」。

聯合兵種營戰鬥力提升三大關鍵

調整後的各聯合兵種營下同時編有戰車連與機械化步兵連,總數為三至四個;還增編一個下轄迫砲排、反裝甲飛彈排、刺針飛彈排與狙擊組的火力支援連,以強化獨立作戰與遂行多樣化任務的能力。營部也增編海軍、空軍、陸航聯絡官與UAV無人機圖資分析官,強化偵搜與聯合作戰能力。

新編裝將從七月開始試行編組,而整編完成後,陸軍將精簡七個營、近三千人,可轉用充實其他部隊。

陸軍減少營級戰鬥部隊數量,固然與裝甲與機械化步兵志願役人力招募困難有關,但是否就一定會導致防衛作戰的能力下降?並不盡然。因為目前國軍二十一萬五千人的總員額,是國防部在二○一一年運用科學模式模擬工具,精算出防衛作戰所需的最低「主戰單位數目」,再根據各主戰單位編制型態所需人員,加上後勤、機關與維持員額後推估出來的。

因此在理論上,若主戰單位因為裝備更新與組織戰術調整,確實有可能以較少的人力,獲致同等甚至更高的戰鬥力。例如共軍軍事改革重點之一的新制「合成營」,就因為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大幅增加,使作戰正面與縱深甚至比改編前的上級單位「團」還大上許多。

然而,國軍新制聯合兵種營的戰鬥力能否提升,除編制型態外,還有賴「資訊化程度」、「軍官幹部的掌握能力」與「後勤保修」等三大關鍵因素。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後續要克服的挑戰顯然不小。

地面部隊資訊化速度緩慢

首先,在資訊化程度方面。共軍合成營的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能超越改編前的上級單位(團),關鍵在共軍計畫替合成營配備包括「情報處理車」、「雷達偵察車」、「光學偵察車」,同時搭載一體化指揮平台「指揮車」在內的大量指管通資情監偵(C4ISR)設備,且理論上所有戰甲車都將配備作戰資訊終端、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和電子作戰地圖。

而指揮車未來將配備到各排,讓合成營的營部、連部甚至排長,都可以和上級單位「面對同樣的戰場動態態勢圖」,使各級指揮官可以對聯合作戰集中統一指揮,也可靈活地進行分散指揮與越級指揮、實施網狀化條件下的指揮控制和精確火力打擊。

而國軍陸軍因為在軍事投資預算的順位上長期低於海空軍,又優先將預算用於採購先進的武裝直升機與運兵直升機,使陸軍在C4ISR的程度上甚至不如一三年時的共軍主戰部隊。

國軍直到一六年才開始進行「地面部隊C4ISR系統先導生產」計畫,但也只先對北部的第三作戰區、台北作戰分區、五八四旅及所屬、關指部等少數單位進行C4ISR系統的安裝,而且要等到二一年才完成。

照這個速度,等陸軍地面部隊真正達到營級指揮所情資共享的目標,還要很久。換言之,在這段為時甚久的過渡期中,編裝更複雜、作戰範圍更大的聯合兵種營,只能繼續用較共軍落後許多年的方式,來進行現代化資訊條件下的聯合作戰,其作戰與指揮效率令人擔憂。

軍官幹部的掌握能力也讓人無法樂觀。事實上,早在二○○○年前後,國軍的戰車營與裝甲步兵營,就曾嘗試過聯合兵種營的編裝型態,即戰車營內編有裝甲步兵連,裝甲步兵營內也編有戰車連。但後來又全部改回「純粹」的戰車營與裝甲步兵營,主因之一就是改編後,營連級幹部無法掌握這種混合編組的型態。

事實上,共軍也曾遭遇同樣的問題。其解決方法是替每個合成營增加人數頗多的參謀組織,包括職稱原本為「參謀長」的首席參謀、作戰參謀、情報參謀、火力參謀與戰勤參謀。

同時共軍的每個合成營是由二到四個舊制營整併而來,因此營連級幹部人數過剩,使共軍可以讓基層軍官輪流前往各班隊與學校「補習」新編裝與新戰術,而不必擔心基層部隊因為軍官不足可能衍生的問題。

軍官掌握能力與後勤隱憂

相對的,國軍各裝甲營與機械化步兵營原本就飽受基層軍士官人數不足之苦,很可能找不到額外的人力替各「聯兵營」增編參謀,甚至連讓基層軍官前往補習的彈性都付之闕如。在這種情況下,國軍營連級幹部能否掌握複雜程度更甚以往的聯合兵種營,確實不無疑問。

最後,國軍之前推動聯合兵種營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陸軍的後勤保修體系無法與新編制型態配合。如今新的聯合兵種營不僅是由戰車連與機械化步兵連混編,還增加反裝甲飛彈與防空飛彈等武器裝備,國軍後勤保修能量是否跟得上新編裝的要求也有待驗證。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TOP&i=TXT20190417145756CXK&fbclid=IwAR12OPvpvCvoS3kd6qy7hU-LV4fYLDZQ__0ENwzuNjhx4KecLsYw_lNt-wA

共軍陸軍合成營對未來攻台作戰的影響(轉載自2019年4月12日之蜂評網)

冷戰結束後,大陸面臨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使中共陸軍的使命和任務轉變為:第一、參與維護國家統一的反分裂作戰;第二、參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邊境防衛作戰,主要遂行邊境防禦作戰、邊境反游擊作戰及邊境地區封鎖控制和穩定控制作戰等;第三是參與保衛重要戰略戰役目標的防衛作戰;第四是國內維穩反恐。

為因應前述任務,中共要求陸軍應加強數位化部隊建設,逐步實現部隊編成的「小型化、模塊化、多能化」。在戰鬥部隊組織上,則要「根據作戰任務、作戰環境、作戰要求,對部隊實行多樣化合成編組,增強旅團以下單位獨立作戰能力,使其具備一定的情報獲取能力、較強的信息對抗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遂將整建重心置於建立「既能遂行獨立作戰,也能參與聯合或協同作戰」的旅、營級模組化部隊。而在目前推動的軍事改革中,重點之一就是將陸軍作戰部隊傳統的「營」,調整組建為新型態的「合成營」。

關於共軍陸軍合成營的組織型態與特性,在去年12月25日所刊登的《共軍陸軍合成營發展概況》中已有介紹,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未來共軍若武力犯台時,共軍陸軍合成營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共軍陸軍傳統編制遂行對台登陸作戰之困難

共軍未來若要對台灣進行登陸作戰,其登陸戰役的基本戰法應為「節點摧毀、擇弱登陸、快速奪控」;也就是設法先癱瘓我軍的抗登陸防禦體系,然後選擇防禦薄弱的地段實施多方向、有重點的立體登陸突擊,並於登陸後「採取信息突擊與火力突擊和兵力突擊,正面抗擊與翼側突擊,設障遲滯與側後威脅相結合的方法,協調一致地抗擊敵人反擊」。

然而,共軍陸軍傳統的「師-團」編製型態,並不適合實施前述戰法,原因包括台灣本島地理環境的限制,和攻擊部隊突破守軍防禦體系所需之戰力要求。

(一) 台灣本島地理環境的限制

傳統兩棲登陸作戰模式所需登陸場的正面與縱深較大,例如師級單位登陸正面約25到30公里、縱深15到20公里;團級單位的正面約6到8公里、縱深約8公里。除登陸正面與縱深外,對登陸場的海岸地形、水域與水文條件、登陸場後方地形等,都有頗嚴格的條件。再加上共軍登陸時,也會運用直升機自空中機降若干兵力;而共軍機降一個營所需的著陸場約2平方公里,使登陸地點的選擇還要再考慮周邊有無適合一定規模以上兵力著陸的地區。

換言之,共軍陸軍若循傳統兩棲攻擊模式,即便能解決登陸載具與跨海投送能力等問題,並輔以直升機機降兵力垂直登陸,台灣本島海岸地形也會對登陸部隊兵力規模與登陸場選擇造成嚴重的限制。少數適合地段不僅防禦體系較強,戰時也必定是我軍重兵扼守的區域,幾乎不可能形成「戰術奇襲」;而這少數適合地段中,有些還因為距台北地區較遠,不利共軍達成「速戰速決」的目標。

(二)攻擊部隊戰力要求

為使登陸部隊能在短時間內突破我軍防禦體系,共軍陸軍除仰賴海軍、空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的支援外,也必需強化登陸單位自行突破守軍防禦體系的能力。因此,登陸部隊除傳統的步兵外,還需有必要的反裝甲武器,和高度訓練的工兵、通信兵、防空兵、電子對抗兵、甚至網路部隊士兵等。而傳統的共軍師、團和營,是以單一兵種為主體的編制,特別是團與營級的合成性低,在台灣地形限制師級、甚至旅(團)級單位登陸作戰的情況下,登岸部隊未必能有足夠戰力,於短時間內突破我軍的海岸防禦體系。即便戰前臨時配屬,也可能出現指揮官不熟悉且無法掌握配屬單位特性,無法密切協同的缺失。

共軍陸軍合成營的影響

為突破台灣海岸地形的限制,共軍已開始研究「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登陸」。共軍認為這方式具有較大隱蔽性,可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我軍抗登陸障礙;在我軍預料不到的時間、地點和天氣條件下,實施全縱深多方向登陸,提高登陸作戰的有效性。

由於合成營所需登陸正面與縱深分別僅約3公里和2公里,只要指揮體系能負荷,未來共軍陸軍對台進行登陸作戰時,就可用合成旅甚至合成營為單位,搭載先進登陸載具,臨機挑選我軍防禦較薄弱的海岸,「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登陸」,以便實施「節點摧毀、擇弱登陸、快速奪控」的戰法。

同時,共軍合成營所配備、包含數據指揮鏈路在內的「一體化指揮平台」, 能接受戰場共同圖像、進行訊息的即時分配與傳輸,使高層指揮部有可能掌握這些於不同地點上陸、分進合擊的各個合成營。

此外,合成營擁有自身的支援火力、戰鬥支援兵力、戰場監偵與後勤保障能力,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多兵科與多專業的聯兵戰鬥群,使合成營比傳統陸軍營更適合投入對我軍防禦體系的攻堅作戰。同時,合成營能透過指揮數據鏈路直接呼叫精準打擊火力支援,彌補重型裝備不足的缺點。

換言之,共軍合成營理論上兼具所需登陸正面小、彈性大與合成性高等特點,更適合投入台灣本島的登陸作戰。

值得注意的是,當共軍精銳單位全面實現「模組化」,指參人員也都熟悉此種運作方式後,這些單位就可彼此互換、擴大、拼組,編組可適應不同任務的特遣部隊。日後共軍就不排除可依任務需要,以合成旅或合成營為單位,抽調陸軍各集團軍的特戰、陸航與兩棲單位,以及空軍空降兵與海軍陸戰隊之精銳,編組模組化的對台攻擊單位。

(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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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戰區建設概況 (原文刊於2019年2月13日蜂評網)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在閱兵式中,公開宣佈裁軍三十萬;中共中央軍委常務會議隨即在2015年10月16日,審議通過《領導指揮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習近平也隨即在201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的改革工作會議中,下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動員令,正式啟動新一波的軍事改革。而此波軍事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在2016年2月1日,正式將舊有七大軍區改組為新的五大戰區。

中共原有的七大軍區在平時與戰時皆集軍令、軍政與軍訓大權於一身,導致機構臃腫龐大,更因為涉入民間的經濟生產活動頗深,導致流弊叢生;卻只能勉強擔任以陸軍為主體的聯合作戰指揮任務,無法勝任現代化以海空兵力為主,或是參戰諸軍兵種地位相當的跨軍種聯合作戰指揮任務。這可從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爭議中,中共為管制「東海防空識別區」設立後,在區域內執勤的海空兵力,竟捨棄既有的軍區指揮架構不用,另行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統籌下,於2013年11月設立「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可以看出。

改組後的五大戰區,依「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之指導原則,為負責某特定任務區的聯合作戰指揮部,指揮由中央軍委撥交的部隊。戰區平時僅負責聯合作戰計畫的規劃與聯合作戰訓練,不再負責部隊的管理與建設。同時賦予戰區聯合指揮中心指揮管轄諸軍兵種作戰職能,取消戰區內各軍種機關的作戰指揮職能,使戰區聯合指揮中心成為真正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與單純的用兵單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戰略支援部隊是由中央軍委直轄,所屬單位迄今未有撥交各戰區指揮的跡象;但分駐各地的戰略支援部隊所屬單位,仍會參與戰區部隊的聯合演訓任務。

自2016年2月1日戰區正式組建後迄今,為強化戰區遂行現代化聯合作戰的能力,共軍持續推進下列工作:一、逐步修訂完善各方向、各層級軍事行動方案計畫;二、戰區數據資料庫的擴充更新;三、完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架構;四、推動「任務式指揮」;五、確立戰區聯合後勤模式;六、強化對高階指參人員的訓練。

一、逐步修訂完善各方向、各層級軍事行動方案計畫

改組後的戰區,其特色是一個戰區負責一至數個特定的戰略方向,以利於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執行與擴大;當情況需要時,則由中部戰區負責對各戰略方向進行增援。

為有效因應各戰略方向的特殊需求,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必需根據「戰區戰略形勢」、「戰區戰略任務」和「戰區戰略需求」等基礎,制訂「戰區戰略要點」;戰區各方向和各級作戰部隊,再依「戰區戰略要點」擬定因應各種想定的實戰化預案方案。例如西部戰區成立迄今,就至少擬定了十二大類、百餘種實戰化預案方案。南部戰區也依「聯合作戰、應急處突、日常戰備」等三大項目,逐步修訂完善各方向、各層級軍事行動方案計畫,以及與各部隊銜接配套的戰備方案體系。各戰區也會透過系列的大型聯戰演習,與戰區自辦的各項演訓,對這些實戰化預案方案進行驗證與修訂。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各戰區未來可能逐漸接管平時與戰時的海外軍事行動,與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作戰局海外行動處分工。例如中共《解放軍報》就曾指出:「戰區戰略制定應著力體現時代要求,為國家外向發展和海外利益提供牢固且可靠的安全保障」;也強調各戰區應將「周邊、海外以及新型安全領域納入戰區經略範圍,拓展國家戰略前沿縱深,與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相適應」。

二、戰區數據資料庫的擴充更新

共軍軍事理論強調,為推進指揮自動化,以便在狀況發生時,能將大量的情報即時、迅速地轉化為對決策有用的資訊,就需要有相應的數據資料庫。

在戰區正式成立後,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就致力於擴充「聯合作戰資料庫」,要求在統一的軟硬體平臺標準下,平時預置各種資訊、數據、預案與參數,特別是未來聯合作戰潛在對手情況資料、地形環境資料、裝備人員資料等,以便在平時對戰區聯合作戰訓練進行全過程、全要素量化管理,為預案制定、訓練分析等提供大數據支撐。當狀況發生時,「聯合作戰資料庫」就能為指揮官提供一個建議方案,加快整體決策與部隊反應的速度。

例如北部戰區就組建了「橫向涵蓋陸、海、空和火箭軍等作戰力量的編制實力、武器裝備等,與縱向囊括指揮控制、戰場環境、戰備工程等資料在內的聯合作戰資料庫」,並定期更新作戰資料。南部戰區則特別側重對南海水文、氣象等資料的蒐集與更新。

三、完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架構

從相關已公布的資訊研判,各戰區目前應該已經完成「戰區聯合指揮中心-戰區作戰分中心-任務部隊指揮機構」等「頂層、中間層和底層」等三層次之聯合作戰指揮架構。其中,「戰區作戰分中心」是由戰區軍種指揮機構、戰區空軍空防基地及艦隊擔任,負起指定區域的指揮控制任務。

四、推動「任務式指揮」

共軍相關軍事理論也指出,現代戰爭戰場態勢瞬息萬變,任務部隊行動如果全由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遠端遙控,則所下達的命令傳遞至第一線部隊時,實際的情況可能已出現不小的變動,使第一線任務部隊陷入被動。因此,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各戰區積極推動「任務式指揮」,由最瞭解第一線情況的下級任務部隊指揮官直接指揮第一線的行動,以減少中間指揮環節,大幅度提升指揮效能。

五、確立戰區聯合後勤模式

截至2018年底,各戰區已確立「戰區主管聯合後勤保障、戰區軍種機構參與組織協調後勤保障」之模式,實行「通用保障由聯勤保障中心負責、專用保障由軍種後勤負責」之「通用、專用」兩線原則。

除「通用、專用」兩線原則外,各戰區在2018年也積極探討將「軍民融合」納入戰區聯合後勤保障體系,並透過演訓進行驗證。例如南部戰區空軍就在2018年10月的海空聯合攻防作戰演習中,實際演練「軍地聯合後裝保障行動」。在南部戰區空軍保障部編組的十三支後裝保障分隊中,首次配屬六支地方支援力量,與海軍、聯勤保障力量統一編組;除動員民間汽車修護、汽車運輸、醫療人員外,也演練納編地方大型客、貨滾裝貨輪,實施人員與裝備跨海投送演練。

六、強化對高階指參人員的訓練

為提升戰區及任務部隊高階指參人員遂行現代化聯合作戰指揮的能力,各戰區除持續與共軍國防大學合作開設訓練班隊,也不斷透過各項演訓,來提升與考核指參人員的能力。

例如共軍陸軍就在2018年8月,首度舉行為期九天的「陸軍使命-2018」專項集訓,調集上百位高階將校,按照戰時編組,依據戰時實際方案,探索軍種機關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指揮編組、指揮職能、指揮流程和指揮內容,提升指揮能力。

(作者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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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五條才公布,中共就在台灣門口耀武(刊登於第1165, 1666期 新新聞)

解放軍在台灣周邊軍演,愈見強調實戰化、體系化
解放軍南部戰區在短短三天內,兩度實施多機編隊遠海長航實為罕見。美國海軍也在一月二十四日派遣軍艦由南向北航經台灣海峽。為何共軍要在習五條提出後,密集在台灣周邊實施遠海長航?難道不擔心會讓台灣民眾對中共政權更加不信任與反感?
揭仲

過去幾周,台灣周邊在軍事上顯得頗不平靜。先是一月十五日早上至中午,國軍春節加強戰備演習展開前夕,一架共軍的運—8電子偵察機在台海中線來回巡弋四趟,這是共軍二◯一九年首次派遣電偵機到台海中線。接著共軍又分別在一月二十二日與二十四日,派遣多型軍機組成的編隊,沿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實施「遠海長航」。共軍軍機最後雖循原航線返回駐地,並未「繞島巡航」,但共軍南部戰區在短短三天內,兩度實施多機編隊遠海長航,引發不少關注。

習五條發布後,解放軍密集演習

無獨有偶,美國海軍也在一月二十四日派遣軍艦由南向北航經台灣海峽。美、中軍艦與軍機同日出現在台灣周邊,同時國軍負責監控、警戒與待命的單位也出動,當日衡山指揮所內的氣氛必然很不一樣;高勤官與業管各參謀人員,除盯緊大螢幕前不斷更新的各個符號,還要隨時透過指揮管制系統,確保衡指所與國軍各戰略單位,甚至美軍印太司令部之間資訊傳遞的暢通。
為何共軍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密集實施遠海長航訓練?特別是在習近平一月二日出席《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中,稱「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等談話引發台灣疑慮後,密集在台灣周邊實施遠海長航,難道不擔心會使台灣民眾對中共政權更加不信任與反感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瞭解共軍遠海長航訓練的軍事意涵,和當前中共對台戰略的思維。
共軍空軍正逐步朝「遠征型」空軍轉型,使類似、由多機種混合編組之「作戰編隊」所執行的遠海長航訓練,已成為常態化的訓練課目。而負責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這兩次遠海長航的共軍南部戰區,主要任務是「南海主權維護」和「與東部戰區聯合執行對台作戰」,更使遠海長航成為該戰區的重點訓練項目。

共軍攻台,先確保巴士海峽控制權

尤其重要的是,倘若共軍要實施對台作戰,則南部戰區就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確保對巴士海峽的控制,以便讓空中、水面和水下兵力能通過此戰略水道,進入台灣東部西太平洋的戰略位置與深水區,以切斷台灣對外交通,攻擊台灣本島,對可能馳援的美軍發動攻擊,並以潛射彈道飛彈對美國實施嚇阻。因此,從巴士海峽進出西太平洋的遠海長航,就成為南部戰區平時作戰訓練的「重中之重」,會常態性、頻繁地實施。
此外,在習近平推動軍事改革後,共軍作戰訓練愈見強調實戰化。為使訓練能貼近現代資訊化戰爭實況,近年共軍規模較大的各軍兵種聯合演訓中,「體系化」的比例愈來愈高──亦即參演兵力涵蓋多種主戰力量和支援保障力量,並盡可能按實際作戰過程進行演練。因此,共軍空中兵力遠海長航訓練會盡量納編空中加油機、預警機、電戰機與戰鬥機。
事實上,自二○一七年起,共軍遠海長航訓練(包括「繞島巡航」)中,不少形同爭奪台灣周邊空域制空權的聯合戰術演習。
例如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東部戰區空軍某區域空防基地統一指揮的繞島巡航任務過程,共軍除出動空軍轟炸機、偵察機、預警機、戰鬥機等多型軍機外,海軍也出動軍艦執行海上支援掩護與數據通訊中繼任務;沿岸陸軍航空兵部隊、海空軍雷達部隊、海空軍飛彈部隊,與據信來自戰略支援部隊的電子對抗部隊等,都配合支援掩護,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多軍兵種聯合演習。演練項目除遠海長航與繞島巡航,研判也包括「多機種海上體系化戰術演練」和「陸海空聯合爭奪海上制空權」等。

常態化長航、繞島施壓「台獨政權

一七年中共十九大後,中共對台戰略的指導就是「高壓遏獨、融合促統」。之所以要高壓遏獨,是因為中共涉台系統認為當前正是「蔡英文柔性台獨路線」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武力展示、外交孤立甚至經濟等手段,對台灣施加足夠、持續的壓力,讓台灣民眾體認「柔性台獨走不通」,然後台灣的民眾才會反思,重新支持與大陸開展關係。
而共軍海空軍遠海長航與繞島巡航的「常態化、體系化、實戰化、頻繁化、雙向化、抵近化」,就被中共中央視為是向台獨勢力施壓、傳送清晰信號的重要手段,以加劇「台獨政權」的施政困境。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90130171945XQE&fbclid=IwAR1agz2voD_vLFco5bPGuvkbvqgW_QshqKL2ATX5J-ouHbg0giGT05h09u4

共軍陸軍合成營發展概況(轉載自2018年12月25日"蜂評網")

共軍目前正推動的軍事改革(以下簡稱軍改),一個重要的項目就是將陸軍、空軍空降兵與海軍陸戰隊傳統的「營」,調整組建為新型態的「合成營」,以加強數位化部隊建設,逐步實現部隊編成的「小型化、模塊化、多能化」,希望能使新編制型態的單位既能遂行獨立作戰,也能參與聯合或協同作戰。

 

事實上,共軍對合成營的探討與論證,早在這次軍改正式啟動前多年就已展開。至少在2007年中共軍方相關的刊物中,就已開始對合成營進行探討;從2009年到2014年間,更在多個軍區與集團軍中透過實兵演習進行驗證。在這次軍改,則確立陸軍作戰部隊的主體將朝「軍—旅—營」三級制落實,且戰鬥部隊的旅、營級單位,絕大多數改編為合成旅與合成營。改制後的合成營是中共地面部隊在現代資訊化戰爭中,遂行「陸上聯合作戰的基本合成單位」、「陸上獨立作戰基本戰術分隊」和模組化作戰編組的標準元件。

 

目前共軍陸軍合成營可能區分為重型、中型和輕型三種。雖然中共官方迄今仍未說明編制細節,但依據中共媒體所透露的訊息,共軍陸軍合成營的編制,依照功能可區分為「指揮機構模塊(組)」與「部隊模塊(組)」。

 

在「指揮機構模塊(組)」部分,以往共軍陸軍步兵營、坦克營(戰車營)的營部只有營長、教導員、副營長,軍醫,文書,通信員等人數較少,並未設置參謀人員。在新制合成營中,最大特色是增加為數5人的參謀組織,包括職稱原本為「參謀長」的首席參謀、作戰參謀(主管訓練與作戰計畫)、情報參謀(主管偵察與通信)、火力參謀(主管射擊)與戰勤參謀(主管後勤保障)。因此,合成營指揮模組中就具備較強的情報搜集處理、決策計劃、協調控制、綜合保障等能力,能獨立組織指揮戰鬥行動。

 

共軍陸軍合成營的營部連,主要配備裝設「一體化指揮平台」的裝甲指揮車,外加通信車、裝步戰鬥車和其他運輸載具,以從事與上、下級和友軍單位的通聯。合成營營部還有1個直屬偵查排,下轄武裝偵察分隊、技術偵察分隊、手持的小型偵察無人機分隊,裝備有1輛雷達偵察車和2輛光學偵察車。

 

在「部隊模塊(組)」部分,推估合成營可能轄6個連,依照合成營的型態可以區分為:

  1. 重型合成營轄2個裝甲步兵連與2個戰車連;中型合成營(包括兩棲合成營)轄3個裝甲步兵連與1個突擊車連;輕型合成營則可能轄裝甲步兵連與步兵連計3個,及1個輕型突擊車連。
  2. 1個火力連:重型與中型合成營配備6至9門120公厘自走迫榴炮,及3輛搭載人員攜行式防空飛彈的高機動防空車;輕型合成營的火力連則配備重機槍、反戰車飛彈、迫擊砲與120公厘火箭彈。
  3. 1個支援保障連:轄修理排、醫護排、工兵防化排、運輸排與炊事排各一,但實際執行任務時會混合編成模組化的「綜合保障隊」,直接伴隨所派出的聯兵戰鬥隊行動。
  4. 合成營除前述固定編制,還會按作戰功能再細化為步兵模組、偵察模組、火力模組等10餘個功能模組,並注重在日常訓練中融合交叉使用。

改制的共軍陸軍合成營,具有下列特性:

  1. 中共陸軍原本以「團」為基本戰術單位,「師」為高級戰術單位。軍改後,合成營取代團成為基本戰術單位,合成旅取代師成為高級戰術單位,使指揮體制朝資訊化作戰的扁平式體制轉變,減少縱向指揮層級,增大同一指揮層級資訊的橫向流動。
  2. 合成營的指揮車未來可能配備到各排,且「理論上」所有戰甲車都可能配備作戰資訊終端、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和電子作戰地圖,能實施網路化條件下的指揮控制和精確火力打擊。
  3. 合成營配備大量的偵察情報裝備,包括空中偵察裝備與衛星偵察接收設備,根據平可夫先生的研究,能偵察發現和監控高度0至5000公尺、範圍0至150公里內的各空中、地面、電磁等目標;對戰場的態勢偵察範圍大大增加,也能引導超視距火力與武裝直升機等對敵實施精確打擊,戰鬥力大幅提升。
  4. 合成營的機動力、偵察監視範圍與火力支援範圍等,均較傳統的營大幅增加,使其作戰範圍正面擴增為10到15公里,縱深也拉大為20到30公里。
  5. 換言之,「理論上」軍改後做為基本戰術單位的合成營,比原本的團在人數上大幅減少,但整體戰鬥力卻較強。

(作者揭仲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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