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力犯臺這種需跨海執行戰略投送的作戰中，這些「無形」因素的重要性，相較於「有形」的武器裝備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聯合後勤支援與執行現代化聯合作戰能力，這二項重要的「無形」因素上，共軍要在2027年達到能武統臺灣所需的標準，機會似乎不大。
近年不少共軍學者的著述顯示，一旦中共決定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美國國防部報告中所提到的「長期封鎖」與「先取外島」等「以戰逼談」手段，越來越不被共軍視為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有效手段。
第一個原因是「長期封鎖」與「先取外島」等「以戰逼談」之手段，不足以確保能達成「奪占和控制全台灣」之作戰目標。
在許多共軍學者眼中，「長期封鎖」與「先取外島」等手段固然可能迫使台北坐上談判桌。但在台灣本島軍事力量尚且完整，糧食與飲水等最重要基本生活物資還能支撐的情況下，若再加上外力的支援、甚至干預；屆時台北即使坐上談判桌，也未必會接受北京所堅持、形同「無條件投降」的要求。
第二，共軍學者更擔心的是，「長期封鎖」等「以戰逼談」手段要產生效果，所需時間可能達「數週至數個月」，與共軍武力犯台作戰指導所要求「快速的決定性作戰」背道而馳。
共軍學者顯然認為，這麼長的時間不僅會讓國際大規模經濟制裁的影響浮現，還會讓北京擔心的連鎖效應獲得醞釀與準備時間。或許最令共軍擔心的是，這也會讓華府有足夠時間完成軍事干預所需的政治運作與作戰準備，甚至讓美軍取得主動權。
除此之外，認為「長期封鎖」足以使共軍在傷亡不大的情況下解決台灣問題的人士，其實都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就是認定共軍對台灣的封鎖可以持續「數週、甚至數個月」，卻不會遭到來自國軍、甚至美軍的挑戰。
共軍武力犯台時的「聯合封鎖作戰」，是要防止外援接近或進入台灣本島，同時限制、拘束我海空軍主力的行動，最好能將我海軍艦隊關在港口內坐以待斃，以便與「聯合火力打擊作戰」協同，替「聯合登島作戰」創造有利條件，並非藉持續「數週、甚至數個月」的封鎖來迫使中華民國投降。
論壇當日全程影片, 請參考 (轉載自長風基金會網頁)
日方共同討論者包括
小野寺五典（前防衛大臣）
香田洋二（前海上自衛隊自衛艦隊司令官）
(圖片擷取自報道1930 Youtube 網頁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RW2ezlxYZA
摘 要
儘管現階段中共武力犯台的機率不高，但中共已大幅增加在台灣周邊、包括海峽中線以東之軍事活動的頻率與強度，使兩岸機艦發生海空事件的機率劇增，倘若處理不當，極可能迅速上升為軍事衝突，甚至引爆各方都未預期之戰爭。因此，建立「兩岸海空事件處理機制」，對兩岸都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兩岸由於政治關係緊張，衍生出包括「中共是否會將此一機制刻意與其『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建立連結」、「適用範圍如何界定」和其他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
經過近11年的磋商，中共與日本在2018年6月8日正式啟用「中日海空聯絡機制」，初步建立在東海、特別是雙方防空識別區重疊區域內，軍用機艦遭遇時的具體規則，卻又迴避了敏感的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 「中日海空聯絡機制」雖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已經能對「兩岸海空事件處理機制」的建立帶來下列啟示：第一，可以使用「聯絡機制」或「處理機制」等名稱，降低政治敏感性；第二，對適用範圍採取模糊化處理；第三，可直接援引《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相關規定；第四，「中日海空聯絡機制」在談判過程中，採用的「兩步走」模式。
關鍵詞：海空事件、中日海空聯絡機制、海上意外相遇、海峽中線、西南空域
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最新出版：《跨越海峽：中國軍隊準備對台戰爭》(Crossing the Strait: China’s Military Prepares for War with Taiwan), 其中將我在2020年解放軍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進行修改後, 收錄為全書第九章：「共軍武力犯台的後勤與動員能量評估」, 本書已開放線上購買, 也有全文的PDF版 , 相關連結如下
/https://ndupress.ndu.edu/Publications/Books/Crossing-the-Strait/
若中共片面推翻「中線默契」，所造成的直接影響，除大幅壓縮我方空防縱深、減少我應變時間外；更該擔心的是當共軍在中線以東的訓練或巡弋常態化，國軍又不可能輕易放棄中線以東到我方鄰接區外緣這片海空域的情況下，雙方軍機與軍艦在第一線短兵相接的頻率將大幅增加，但在第一線執勤人員眼中，對方的行動卻變得非常難以預測。換言之，雙方第一線值勤人員可能因為反應過度或應變不及，引發嚴重的意外事件，進一步導致兩岸擦槍走火。
讓情況對我方更棘手的是，在共軍《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已開始實施，使共軍支援「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程序與規定更形明確後，中共甚至不排除結合漁船、海上民兵、海警與海空軍，在中線以東進行所謂的「聯合維權」行動或操演。由於我方海巡與國軍面對這些身分不同的中共船隻時，在可採取的手段、行動程序與法律授權等方面都各有不同，使整個應對行動將變得極端複雜。
我方在近期內除了國軍和海巡必須加緊修訂、檢討既有的應變計畫，相關單位也應盤點相關法規，特別是與國軍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相關的法律依據與執行程序，使日後在第一線面對中共機艦的執勤人員能有完整的法律授權、明確的行動程序，與在正當執行勤務的狀況下，相關民事與刑事責任的豁免。
至於在中長期方面，則是海軍與海巡署針對後續的武器採購與造艦計畫，應根據急遽變化的海峽情勢，重新進行檢討。(圖片擷取自奔騰思潮網頁)
揭仲表示，日本對彈道飛彈監偵手段，推測是美日經由軍事合作管道，在解放軍發射飛彈後，由美國監偵衛星監控並將位置訊息傳遞日方，日方再藉由神盾艦與西南列島上的陸基雷達進行監控描繪，最後解算出全程的彈道軌跡。
日本在2016年因應釣魚台爭議與共艦擴張，在離台灣距離僅110公里的與那國島設置沿岸監視部隊並增設陸基海空搜索雷達陣地。記者曾實際至當地，可見陣地由4種不同雷達組成。不過由於與那國島當地高溫高濕環境，所有雷達都被保護罩層層保護，外界無從得知雷達型號，不過雷達陣地位處與那國西部，東側靠山，整體的偵搜範圍為西北、西、西南向為主。對日方針對本次解放軍在台灣東北部、東部、與東南部的軍演，是最具偵搜有利位置的陣地。
國軍偵蒐最強主力為位在新竹，在2012年啟用的長程預警雷達，偵蒐有效距離可達3600公里，過去曾多次被披露有效掌握北韓彈道飛彈的發射軌跡。揭仲表示，以國軍的偵搜能力，解放軍的彈道飛彈應都可有效的全程掌握並計算彈著點。承平時期不能交火，比的就是偵蒐能力，國防部在新聞處理上可以大膽一點，就不會有像日本的消息出來之後國內一片質疑的聲浪。(圖片擷取自聯合新聞網)
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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