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仲認為,川普的發言影響,應該遠不及杜魯門對華關係白皮書、1978年中美斷交等重要歷史轉折。揭仲解釋,目前的轉變,很大程度來自川普的個人風格,在美中長期戰略競爭態勢難以改變的大環境下,等川普卸任就可能出現調整,未必會像那些歷史事件一樣,對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的美中台三邊互動造成深遠影響,甚至成為華府的政策框架。但揭仲也提醒,中國之後一定會援引此次川普總統與習近平詳細討論對台軍售的先例,不斷要求後續的美國政府比照辦理,使這個改變確實比較可能長期化,但只要沒有落實為文字的聯合聲明或公報,後續的美國政府還是有許多彈性可以應對。

另一方面,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受訪時提到,過去包括歐巴馬和小布希等前任美國總統,也有暫停軍售的先例,強調川普必須權衡許多因素。揭仲指出,從老布希總統到歐巴馬總統,美國在對台軍售方面,基本上都維持二大特點:第一,避免出售可讓台灣具備跨海打擊中國大陸陸地的武器系統,連技術輸出也設限;第二,在軍售程序上,為符合「非邦交國」身分所做的差異化處理,例如台灣不能隨時向美國提出軍售申請,華府對台灣的軍售申請也不會「隨收隨審」。這二大限制,到川普第一個任期內才明顯改變,至此美國對台軍售程序才基本「正常化」,我方可隨時透過美國在台協會提出軍售申請,華府收到後也會「隨收隨審」。

揭仲解讀,葛里爾所稱小布希與歐巴馬時期的「暫停軍售」,指的應是當年美國政府並未採「隨到隨審」,而是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一次宣布,因此從2008到2016的馬英九政府時期,美方只宣布4次對台軍售,每次的項目、數額都很龐大,對於宣布的時機也會有很多考慮因素。

揭仲認為,這次川習會不至於造成美中政策再次髮夾彎轉向全面合作,連中國也不認為有這樣的可能性。最明顯的證明是,中國與美國嘗試建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其中未出現「夥伴」或「命運共同體」等字眼,代表雙邊還是有不小的分歧與疏離;且中國還強調「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與「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代表中國與美國都承認雙邊長期戰略競爭的態勢不變,只是雙方都有共識在競爭過程中,需要管控風險,避免引發雙邊軍事衝突。 揭仲認為,川普政府雖然不會承認台灣是中國的勢力範圍,也不會同意中國可對台灣予取予求;但是川普政府對於犧牲一些台灣的利益,讓華府可降低風險,或從中國那邊換取利益,也不會有太多的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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