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4日播出, 三立新聞"鋼鐵最前線"
蔡英文團隊對資通電軍的論述，讓外界產生只是「網軍」或「駭客部隊」的印象，忽略還有……
原文刊載於 2016-07-05 端傳媒
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馮世寬5月27日在立法院表示，將成立「資通電軍」第四軍種，並強調這是前後任政府在國防政策的主要差異。事實上，在總統大選前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蔡英文及其國安團隊，就曾數度對軍方資訊作戰能力提出許多意見，其中就包括成立「資通電軍」，成為現有的陸、海、空三軍外，獨立的第四軍種。
此政策公布後，立刻引起許多討論批評（本文作者原本也持保留態度）。但當台灣內部還在討論有無必要成立「資通電軍」時，中共突然在2015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成為中共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外的第五支「作戰力量」。雖然這支神秘部隊的樣貌仍籠罩在迷霧中，但從中共官方媒體釋出的訊息，還是可看出中共的「戰略支援部隊」，與蔡英文政府擬成立的「資通電軍」有不少可相互印證借鏡之處。
資通電部隊目前的問題
目前中華民國軍方（國軍）與資通電作戰有關的單位，包括電訊發展室、通資次長室、情報次長室、資電作戰指揮部（下轄網路戰大隊）、陸海空三軍若干部隊等，總數約三千餘人，並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支援部分裝備研製與維護。
其中，國防部資電作戰指揮部，下轄資訊戰、電子戰、通資作業與網路戰等單位；最引起外界矚目的網路戰大隊，目前共轄四個中隊，負責執行網路情蒐、網路攻防和電子作戰等任務。另外同屬國安部門的國家安全局，除自行建置若干科技設備，也透過專案、委辦的方式，運用民間公司能量。
軍方與資通電作戰有關的單位雖不算少，但在戰力發展上卻面臨下列問題：
首先，其缺乏完善的聯合與統一指揮機制，難以依照聯合作戰任務需求有效統合；在執行防禦或反制任務時，也容易因為體制與指揮體系不同，難以掌握先機、即時反應。
其次，前述與資通電作戰有關的單位中，有相當比例是以蒐集分析電子電訊或網路情報，和維繫指揮通訊網路為主要任務，因此偏重建立通資訊網路的防禦能量，攻勢能量極其有限。
再者，軍方缺乏專業，尤其是能充分運用民間人力與研發能量的研究團隊，來協助開發與籌獲裝備，和研擬相關戰術戰法。這使現有部隊在執行日常任務外，還要分心於前述工作，造成部隊任務繁重，各級幹部承受極大的壓力。
由於不同單位人員難以整合運用，形成每個單位都有若干人才，卻都不夠的情形。更嚴重的是，目前國軍資通電作戰的相關單位規模普遍過小，造成專業人員軍職生涯發展困難，常常需離開原體系，前往其他性質不同的單位佔缺，不利專業人才的培訓與長留久用。之前飛彈指揮部與中長程防空飛彈部隊合併前，也面臨過同樣的難題。
最後，人事與委辦制度缺乏彈性，使民間相對豐沛的能量難以為軍方所用。國軍通資電單位被這些問題困擾已久，早在民進黨去年公布《國防藍皮書》前，國軍相關單位內部專業期刊上，就已經有「發展戰略層級指揮機制」、「留用培訓專業人才」，和「結合產官學研購建可恃戰力」的呼聲。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
中共於2015年底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其目的是著眼現代作戰基本形式，已轉變成各軍兵種共同參與的「聯合作戰」。其希望利用資訊技術，將分散於陸、海、空、天和電磁網路空間的諸軍（兵）種作戰力量聯結，形成完整作戰體系，也讓數量有限的精銳部隊，能發揮數倍於以往的作戰效益。換言之，就是「資訊主導、體系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
「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是藉由整合原屬不同單位的資電、網路和太空部隊，替聯合作戰提供「準確、高效、可靠的資訊支撐和戰略支援保障」，與中共「陸海空和火箭軍的行動融為一體」，以求在戰爭中制勝。外界常把目光集中在中共龐大的網軍或駭客部隊身上，但這實際僅為「戰略支援部隊」的一支。
這支部隊的組成，除前述資電、網路和太空部隊外，另一個重點是透過正式納編或專案合作，延攬軍工企業和民間科研院校專家，以有效運用民間技術來開發與驗證新裝備，並協助研擬新形態作戰的戰術與準則。
更重要的是，中共不只是把原本分散的單位集中，還希望按照未來聯合作戰的需求，整合這些單位的能量，賦予各單位在聯合作戰中的任務，並依據這些任務來開發裝備、研擬和驗證戰法。
蔡英文團隊的建軍構想
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前對，對軍方資安網路作戰能量的意見，主要散見於三份文件：一、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2014年10月所公布的《國防藍皮書第七號報告：振興臺灣核心國防產業》；二、同一基金會於 2015年5月26日所公布的《國防藍皮書第九號報告：2025年臺灣軍事防衛能量》，暨5月24日民進黨國防小組對媒體的先期說明；三、蔡英文於2015年10月29日所公布的《振興國防產業政策》。
依照這些文件，計畫中的「資通電軍」（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Warfare Force）約有6000人，其中50%為文職人員，由上將級副參謀總長執行官兼任指揮官，但也不排除設置專職指揮官。原則上於2019年能成立，2024年全面開始運作。
這個軍種的任務，是整合國軍現有資電作戰與民間能量，補強國軍資訊作戰能力，並肩負捍衛「數位國土」的責任。最終目標是建立世界級網路攻防能量，使國防相關的資產與基礎設施免於組織性駭客與恐怖分子的網路侵襲。
在武器裝備部分，民進黨主張應優先發展網路即時監控系統、戰情指管系統、滲透攻擊系統、對阻斷服務式攻擊及先進式持續性威脅攻擊偵測防護系統，與惡意程式分析鑑識系統等。同時承諾若執政,國防部將分四年投入330億預算，提升國軍資安能力，並帶動國內產業發展。還將藉由靈活的組織、彈性的人事制度與高度的對外連結，吸引民間優秀資安科技人物力資源為國防所用，並經國防的教育與訓練，回饋於國家整體數位國土的防護。
在民進黨執政後，國防部不排除在蔡英文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先將軍中分散的能量整合，同時擴編資電作戰指揮部，指揮官則提升為中將。包括國家中山科學院（中科院）和資電部網路戰大隊，也已開始徵求民間人士加入；國防大學也將成立「網路安全碩士在職專班」，從2016年開始招生。
值得商榷的問題
根據前述分析，筆者認為蔡英文政府成立「資通電軍」的構想，能有助於解決當前資通電部隊所面臨的若干困境，如「缺乏完善的聯合與統一指揮機制」和「不利專業人才培訓與長留久用」。但國安決策部門仍需考量下列問題：
首先，蔡英文團隊對「資通電軍」的論述，在內容，或者說對外宣傳上，明顯偏重對國內國防產業的效益與「網路攻防」，讓外界產生「通資電軍」就只是「網軍」或「駭客部隊」的印象，忽略還有電子電訊情報蒐集、衛星偵照與通訊，和電子戰與反電子戰等功能。
其次，蔡英文國安團隊對「資通電軍」的論述明顯偏重防禦，尤其未能如中共在論證「戰略支援部隊」時一樣，將內涵擴充到替現代的聯合作戰提供「準確、高效、可靠的資訊支撐和戰略支援保障」，以及與其他武裝作戰力量的行動融合。
再者，在編制位階上，也許設置一專責指揮部或司令部即可，不一定要成「軍」。同時，若能透過調整法規制度，有效運用民間資源與能量，總人數未必一定要6000人。
最後，現階段或許應參照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盡快先成立負責新單位研發規劃的兵監單位，配屬專業、能運用民間人力與研發能量的團隊，協助裝備的開發與籌獲，並發展相關戰術戰法，讓現有部隊能專注於執行任務。
至於蔡英文政府在《國防藍皮書》的另一個主張，「四年投入330億預算」，則讓人不免憂心於預算運用的效率。從歷年國軍軍事投資案的執行情形看來，在資通電部分，除若干軍售案還能在執行上符合一定的標準，部分由單位自行負責的裝備籌獲案，儘管金額不龐大，往往問題不斷。
試問連當前小量、金額不算龐大的投資案，都無法有效掌握的情況下，軍方又如何能有效規劃、運用和管控這四年330億的預算？若蔡英文政府僅是將現有單位，用「乾坤大挪移」的方式，拼湊一個新軍種，未能有效解決當前國軍在資通電作戰上所面臨的問題，則成立此一「第四軍種」的實際效益，恐將十分有限。（揭仲，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05-opinion-jiezhong-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ecurity/
考量情勢的敏感性，和台灣海峽軍事活動和軍事設施的密度，兩岸實在有必要思考建立意外情形通報機制，以避免誤判與誤會。
原文刊載於 2016 年 7月1日的 端傳媒
海軍錦江級金江軍艦於上午8時10分左右，於左營軍港執行甲類操練驗收前的裝備確認與檢查時，不慎將彈箱內的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射出；這枚飛彈在墜海前，還貫穿了高雄籍漁船翔利昇號，導致船員一死三傷的慘劇。
消息傳出後，網路隨即針對飛彈誤射的原因，傳出許多臆測，甚至不乏一些「陰謀論」。但筆者根據海軍司令部上午記者會所公布的事件過程、海軍操演的程序，和昔日在國會服務期間所接收到的訊息，推測整起事件，可能只是操作人員在執行整套系統（包括飛彈彈體、發射系統、及飛彈與發射系統間的介面）的測試和訓練時，疏忽誤從「模擬模式」切換到「戰備模式」所致。
模擬模式與戰備模式
海軍水面軍艦所用的各型反艦飛彈和防空飛彈，以及潛艦所用的魚雷，都可以運用「模擬模式」，執行系統的檢查，與人員的接戰訓練。具體的說，在「模擬模式」的情況下，艦上人員可以完全按照實際接戰時的作業流程，包括接線、解開發射程式、賦予攻擊目標方位，和啟動射擊等程序進行操作，讓艦上官兵逐步、逐項檢測。這樣才能確認包含飛彈、介面和射控系統是否全部正常，並實地演練整個接戰過程。
「模擬模式」和「戰備模式」間最主要的差別，就在於當處在「模擬模式」時，飛彈不會真的射擊，只會由電腦根據操作人員所輸入的參數，在電腦上給出模擬的路徑，看看飛彈有無命中目標。更重要的是，這個「模擬模式」可以讓軍艦在不必出海、不必規劃演習區的情況下，於軍港內進行訓練和操演，既可節省軍事預算的支出，也可增加演練的次數與頻率，故一直為各國海軍廣泛採用。
回到本次事件發生的可能原因上。從海軍司令部的說明內容、金江軍艦飛彈系統皆已啟動、目標訊息也經輸入的情況下，應可看出該艦應該是為應付即將到來的操演，因此規劃在「模擬模式」下，對系統進行檢查，並演練射擊流程。依照筆者所詢問前海軍軍官的說法，操作人員可能不慎誤觸某個按鈕，或是輸入錯誤指令，導致戰鬥系統切換進入「戰備模式」，使飛彈真正擊發。
何以擊中漁船，為何沒有爆炸？
又依照雄三反艦飛彈的設計，在飛彈飛行的過程中，中段是採用慣性導航，當飛彈接近預設的目標區時，會自動啟動「主動尋標系統」，搜索目標區海面目標。翔利昇號之所以慘遭命中，可能是該艘漁船剛好進入這枚飛彈的目標區，遭到飛彈主動尋標器鎖定，造成飛彈從漁船船身貫穿，漁民不幸傷亡的重大慘劇。
至於飛彈為何沒有爆炸，是因為漁船船身低矮，使飛彈是從漁船上半部貫穿，而反艦飛彈的引爆設計，是飛彈彈頭感應到速度突然下降到某個程度，或是遭受一定的衝擊時，才自動啟動引爆裝置。由於漁船船身遠比軍艦或大型商船輕薄，使飛彈貫穿時並未感受到足夠的衝擊，或是未造成明顯的減速，使飛彈沒有引爆，否則人員傷亡將更為慘重。
防錯與補救措施失效，均需追究
此次誤射，故然與訓練或操作程序不純熟脫不了關係。但艦上人員在進行演練時，所依照的「標準作業程序」或「接戰流程」，在設計時其實已將錯誤防範的設計包括在內；在這次嚴重的意外中，為何沒有發生作用？艦上官兵或在場進行督導的測裁官，為何沒有及時發現錯誤？是否與資深士官多已退伍，士官兵人員經驗青黃不接有關？都有待國防部和海軍司令部深入了解。
其次，飛彈誤射後，理論上還可透過相關系統，對飛彈進行控制；事發當時，為何沒有執行或沒有發生作用，也必須進行深入的調查。
軍以戰為主，只要有軍隊就不可能不進行操演和訓練；當操演和訓練出現意外時，除了究責外，還必須記取教訓，改進訓練和流程上的缺失，將再發生類似意外的機率降到最低。絕對不能、也不應該因噎廢食，要求海軍減少類似操練的次數。因為一支不操練、不敢操練的軍隊，才是國家資源最大的浪費。
兩岸亟需「軍事互信機制」
此次飛彈是從左營軍港發射，朝海峽中線飛行，飛彈發射地點與飛行方向都十分敏感。雖然飛彈未越過海峽中線，整個飛行時間也只有兩分鐘左右，但是在事前沒有演習公告，沒有發佈射擊管制範圍公告的情況下，相信當時中共中央軍委聯合指揮中心、戰略支援部隊，和東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部，可能出現警鈴大作，值班人員提升戰備的情形（若沒有的話，那中共該檢討的就絕不比我們少）。在此情況下，國防部沒有在第一時間主動發佈消息來澄清疑慮，就有檢討必要。
兩岸官方互動目前進入「冷和」階段，但考量兩岸情勢的敏感性，和台灣海峽軍事活動和軍事設施的密度，雙方實在有必要思考建立類似「軍事互信機制」相關措施，或是意外情形通報機制，以避免誤判與誤會。（揭仲，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01-opinion-Hsiung-Feng-III/
原文刊載於 2016年6月23日,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海軍司令部在6月20日首度透過簡報向國人公開說明未來23年（2017至2040），包括「新一代主戰艦」在內的11項建軍計畫，總經費約4700億元。不論這些計畫最後能落實多少，都別具意義；這不僅象徵海軍揮別尹清楓案的陰影，重拾自行培育專案管理人才和自行造艦的信心；也代表海軍將改變以往「輔戰軍艦國造為主、主戰軍艦外購為主」模式，以中科院研發中的「海軍戰鬥系統」、「艦載防空飛彈」、「垂直發射系統」和「向位陣列雷達」，搭配國內設計與建造能力，國造各型主戰艦艇與多數裝備，對國內船舶設計、造船及相關產業，無疑是個福音。
但此一海軍建軍計畫要能獲得效果，仍要克服「國軍專案管理人才不足」、「國內造船業缺乏整合」與「採購法研造分離規定」等三大問題。
首先，在專案管理人才方面，從1981年已故海軍中將雷學明成立「忠義計畫駐美設計督導室」開始，海軍曾藉由「成功級」、「康定級」和胎死腹中的「小神盾」案，逐漸培養出一批具造艦專案管理能力的軍官；但尹清楓案不但導致其中多人含冤入獄，也使國防部與海軍司令部重回接收美國二手軍艦的老路，造成國軍專案管理人才出現嚴重的斷層。後來藉由「博勝案」、「海星案」、「迅海案」和馬政府任內「潛艦國造」案，才又逐漸培育出新一代的專案管理人才；但要應付海軍這些計畫，在人數上仍然捉襟見肘，亟需補強。國防部可運用對美軍售案的「工業互惠」，加速培訓相關人才。
其次，國內造船業長期缺乏整合，在「光六飛彈快艇」、「康平二號獵雷艦」，和海巡署艦艇的建造案中，都傳出不少爭議。再加上國內造船業在大型軍艦的建造能量與廠房設施方面，具明顯差異，相關單位未來要如何協調、整合國內的造船業者，存在不小的挑戰。
另外，現行《政府採購法》要求研發與製造必須分離的規定，對武器裝備自研自製帶來極大的困擾；不僅使程序變得非常複雜，也使研發過程增加許多不確定因素。先前還造成「雷霆二千」多管火箭延後近9年才量產部署的情形，亟待修法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功能人員運輸艦」和「新一代飛彈巡防艦」部分，海軍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初時，原本還是採用「沱江級」雷達匿蹤穿浪型雙船體的概念，即「沱江級」的2500噸至3000噸的「放大、模組化」版；海軍也在今年預算中，以「迅能計畫」為名編列4900餘萬，進行合約設計。但6月20日的簡報中，這二型軍艦都已放棄「沱江級」的雙船體構型，改回傳統的設計，原因與決策是否適當，值得深入討論。（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原文刊載於 2016-05-29╱自由時報╱第A13版╱自由廣場
政權輪替還不到一週，國防部就已兩度在送交立院的專案報告中，宣示將積極推動「後備軍人志願短期入營服役（週末戰士）」政策，引發輿論不少的批評，甚至認為這只是變相開放讓生存遊戲玩家，可在週末堂而皇之地進入軍營比賽。
當初國防部把「週末戰士」列為研究項目，的確是為了應付立委的提議，且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研議後，國防部目前規劃的方案，其實已與提議立委的想法有出入，包括：（一）入營期間視同接受教育召集的後備軍人；（二） 入營的目的是接受訓練，或應付突發情況；（三） 志願參加者單位之分發，依照服現役期間的專長；（四）更重要的，是維持目前教育召集「整編整訓」模式，以便在各地編組由志願役退伍官兵組成的後備部隊。
儘管整體規劃尚稱可行，但考量台灣社會的家庭、就業、生活型態與軍人社會地位等因素，要吸引符合專長的退伍志願役官兵，自願於假期短期入營服勤，且數量足以形成戰力的難度頗高。筆者建議，國防部不妨考慮修改相關法令，將組建「志願役後備部隊」的優先項目，調整為以資深退役飛官中、長期入營服勤，類似美國的「後備役飛行部隊」。
美國空軍為了讓資深飛官退出現役後，仍能保持飛行技術，以便為國家所用，規劃有全時服勤的「全職後備役」，與每年至少服勤一定天數的「兼職後備役」，成效斐然。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中，美國空軍派往前線的飛行員中，就有多達六十％是從後備役或國民兵部隊召集。更重要的是，飛行員與地面部隊不同，只要少數幾位願意參加，就能形成戰力。
近幾年，國軍成熟飛官流失的情形仍舊十分令人擔心。筆者若干年前所認識，我國派到美國路克空軍基地擔任領隊或教官的優秀飛行員，迄今幾乎已全數退役。當然，部分成熟飛官退伍是為了前往民航界任職，但也有不少是因為太熱中飛行，以致影響個人經歷，導致軍中發展受限而退伍。因此，國防部若能比照美國，引入中長期服勤的「後備役飛行部隊」，必能獲得一定成果。（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曾任國會助理多年）
原文刊載於 2016 年 5月13日的 端傳媒
即將就任的蔡英文，要面對哪些國防軍事上的難題？
蔡英文將於5月20日就職。身為中華民國首位女總統暨三軍統帥，蔡英文及其國安/國防團隊在就任後，有哪些亟待處理的課題？筆者認為有下列五項：一、2017國防預算與高級教練機；二、常備兵役存續；三、軍售與華美軍事交流；四、頒布國家軍事戰略相關文件；五、勇固案與募兵制。
一、2017國防預算與高級教練機
蔡英文擔任董事長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曾公布一系列《國防政策藍皮書》。其中第七號〈振興臺灣核心國防產業〉明白表示：2016年若民進黨重返執政，會努力將國防預算恢復到GDP的3％。雖然2017年預算的編纂工作已經展開，但從新政府就任的5月20日，到行政院確定總預算的8月中旬，還有近三個月。民進黨政府還是有可能從2017年起，就履行此一競選承諾。
一般而言，計算國防支出是否達年度GDP 的3％，要將國防部公務預算的歲出，與非營業基金合併計算。一般而言，若國防支出要達到年度GDP的3％，歲出至少需編列3490億至3600億。若與2016年的3217億相較，需增加273億至383億，不是一筆小數目。要達到承諾，對蔡英文與林全內閣將造成不小考驗。
在高級教練機部份，國防部原規劃自2017年起開始編列預算，以「國內合作生產」的方式，於2018年至2019年完成F-5E/F戰鬥機的汰換，2021至2022年完成AT-3教練機的汰換，總預算約700億元。由於蔡英文已明白宣示本案將以「自研自製」方式進行，此一計畫勢將調整。若民進黨政府仍要如期從2017年開始，則軍事投資建案文件、規劃期程和總預算需求的調整，須在8月中旬前完成。
同時，民進黨政府還需注意，因汰除時間延後，所衍生的F-5E/F結構安全問題。雖然台灣庫儲的F-5E/F零附件充裕，但「機背縱樑」和「垂直安定面」等結構問題，除投入經費補強或更換外，別無他法。
而在國內生產「高教機」的漢翔公司，也須面對《政府採購法》中，「研發與製造分離」的規定。民進黨政府若要推動高教機「自研自製」，也許該盡速以另立專法或修法的方式，排除「政府採購法」的限制。
二、2017是否續徵一年期常備兵役？
民進黨在大選前已宣布，將於執政後十個月內討論兵役制度問題；但在這個會議召開前，必須馬上做決定的，是2017年是否繼續徵集1993年次以前的役男入營，服一年常備兵役。
國防部原定從2015年底後，就不再徵召義務役役男服常備兵役；但2015年8月時，因國防部預判到當年年底，志願役人數仍無法達到計畫目標，遂宣布2016年將再徵集23,100名役男入營，以補足缺額。
值得注意的是，據傳行政院2015年8月進行跨部會協商時，國防部除提出2016年需求數外，也拋出2017年需求，只是未提供確切人數。國防部在2015年8月26日的記者會也指出，若2016年預估2017年無法達標，「2017年仍可能繼續徵兵」。
目前國軍總員額仍為21萬5千人，其中「編制員額」19萬6千人；若以90％計，「現員數」當維持在17萬5千人上下。但2015年6月底，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現員數僅約13萬2000餘人，2016年志願役官士兵的「預算員額」也只有14萬9108人；在總員額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即使2016年順利招募到1萬5000人，扣除退伍人員後，可能還是會有不小的缺口。
考量相關徵兵作業與役男生涯規劃，2017年是否繼續徵兵？徵集人數約為多少？恐怕就成為三軍統帥蔡英文5月20日就職後，馬上要決定的問題。
三、軍售與台美軍事交流
除潛艦案，馬英九總統第二個任期中，另有多個爭取數年，卻未獲美方肯首的軍售案，包括F-16所用的AGM-154滑翔炸彈、AGM-158空對地距外飛彈、AGM-84H/K增程攻陸飛彈、AGM-88高速反輻射飛彈等四種精準彈藥，以及P-3C所用的「智能水雷」等。
此外，台美軍事交流的指標——台灣空軍飛行員到美國路克空軍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的飛行訓練，將於2017年年底屆滿。國防部高官曾在2015年下半年表示，本案已延到2019年，經查證應是該官員誤記。由於本案每年所需預算龐大（2016年預定送訓53員，預算約14.5億），國防部內一直有質疑；在2015年底更傳出國防部要求空軍，在今年下半年就「是否有必要持續」提出檢討報告。由於台灣最遲要在明年上半年告知美方，是否延續本案，這也將成為蔡英文就任後，需優先決定的課題。
平心而論，馬英九總統八年任期內，台灣與美方在軍事上進展最多的是雙邊人員交流。以往只有雙邊高層例行性會議，以及裝備銷售後的技術會議；後來逐漸深入到部隊觀摩、受訓、武器赴美試射甚至共同演習——在2016年公開預算書中，就可看到「參訪聯合戰備訓練中心暨觀摩基地演訓」、「觀摩夏威夷美軍史崔克旅演訓」、「空運演習」、「空軍聯合搜救演習」和「觀武系列演習」等。新政府就任後，軍事交流是否會受到「台北－華府－北京」三邊關係可能變化的影響，十分值得觀察，也構成蔡英文的國安/國防團隊的考驗。
四、頒布國家軍事戰略相關文件
依照《國防法》第三十一條，國防部應於每任總統就職後十個月內，向立法院公開提出《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說明新總統的戰略指導，作為未來四年國防施政的依據。民進黨在2015年9月2日的中常會中，也提及若2016年重返執政，將在總統就職後十個月內，一併公布《國家軍事戰略》，作為《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的指導文件。
民進黨政府也不排除在執政後，於國防部下設立「國防產業協進小組」，由相關部會首長、立法委員代表、中科院院長、學界代表和產業界代表共同組成，就國防產業發展提出策略建議。新總統則在就職後十個月內，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這些建議，然後訂出《國防產業發展策略》，作為後續產業發展、武器研發、產業規範制度，和武器採購的政策指導。
五、勇固案與募兵制何去何從
台灣受限於人口總數，不容易召募到17萬5千人的志願役官兵，這使馬總統決定推動「勇固案」，進一步裁減軍力。
國防部已在2015年上半年，大致完成國軍兵力規模與組織結構調整的規劃，並於2015年底、2016年初透過電腦模擬，推估「相對最適兵力需求」。國防部原本預計以五年時間，將總員額從21萬5千人，裁減為18至19萬人；組織結構則依「主戰單位數盡量不動，但內部組織調整」的原則，逐年進行。然而後來因立法院有意見，加以政黨輪替，暫停實施。
民進黨針對「勇固案」是否延續推動，曾在2015年9月2日的中常會中明確表示：「將減緩裁軍速度……勇固案暫不實施」。在「募兵制」部分，民進黨在2015年5月26日表示：「執政後，將在十個月內廣徵各方意見，於《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中提出兵制主張」。在2015年9月2日的中常會中，民進黨也宣示將推動「改良式募兵制」，並獲蔡英文本人認可。
綜合相關論述，可判斷在蔡英文5月20日就職後，將以十個月的時間，先完成《國家軍事戰略》，再據以完成《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並說明「兵力規模」、「國軍結構」和「改良式募兵制度」的相關規劃；接著就以二到四年的時間，推動前述調整。
事實上，倘若無法宣布重徵1994年次以降的役男入營服常備兵役，國軍總兵力（至少現員數）的下修將無可避免。就算民進黨政府在2016年後，續徵1993年次以前的役男入營填補缺額，其人數也將快速減少：2016年估計約有3萬人、2018年即快速下降為1萬8千人，2019年更不足8千人。
而未來四年，防空飛彈指揮部和通資電軍，可能有不少人力需求。在此情況下，國軍兵力結構該如何調整，就成為蔡英文就任後最棘手的課題。（揭仲，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3-opinion-JieZhong-Taiwan-Military/
原文刊載於 2016年 5月12日 中國時報之"時論廣場"
陸戰隊66旅破天荒出現在下基地前，正、副連長同時看精神科的案例。近年國軍規模大幅縮減，國防部也數度採取行動，希望減輕部隊的業務量；但為何業務不堪負荷的狀況仍屢見不鮮？其中固然有個人因素，但在制度和內部文化上的缺失，也不容輕忽。
例如國軍公文傳遞過程中，常常可見「會辦」，表面上是慎重與溝通；但幾乎凡事「會辦」的結果，形成只增加業務量，卻很少有助於溝通的情形。以2013年的某道命令為例，該命令經電子公文發出後立即生效，按理下級不需表示意見。可是命令下到陸軍總部，業務主辦單位先送各單位會簽後，再轉發到某軍團；軍團和旅部也都依樣畫葫蘆。結果就是這道命令經過40多天，才發到旅的下級單位。
此外，國軍基層部隊下基地前，部隊幹部往往會先經過一番折磨。因為長久以來，國軍作業維持費都是按實際需求打好幾折編列；在有限預算優先支援高精密主戰裝備的情況下，多數基層單位碰到裝備故障或零件欠缺時，只能想辦法先交代過去再說。可是一旦下基地，人員與裝備的妥善都要符合一定的標準，累積多日的問題突然要限時解決，基層幹部的壓力可想而知。
外界對軍中事故的放大檢視，也是造成國軍業務繁多的原因。每當國軍發生意外或風紀事件時，為應付各界的「關注」，高層只得重申前令，甚至頒布新的嚴令，有時還加重連坐。殊不知，無論是「重申」或「新頒」，伴隨而來的就是一大堆宣導、示範與督導；加重連坐，可能使高階主官管為留下可供自保的紀錄，對所屬額外增加許多要求。
但前述文化和預算等問題存在已久，想在短期內大幅改善十分困難。也許國防部比較能做的，是增加基層單位的軍官編制數與現員數，讓單位有更多的幹部分擔壓力；中共自2015年啟動的軍改中，有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項目，就是試辦替若干「合成步兵營」增編參謀長與參謀人員，紓解基層單位的壓力。其次，就是持續提高士官的素質與職權，讓士官能扛起較多的管理任務；國軍原本有此計畫，這兩年卻因故沒有獲得足夠重視，十分可惜。（作者揭仲 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原文刊載於 2016年 4月1日 風傳媒 之 “觀點投書"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女士3月，並一如預期作出下一代高教機將由漢翔公司「自研自製」的重大政策宣布。
現任國防部長高廣圻雖然在3月9日表示，下一代高級教練機將採「國機國造」，沒有外購的問題。不過，高部長的談話只是反應國防部在前年底、去年初就已經確定的政策，即未來的66架高級教練機不論是採用何種型號，除頭幾架可能需在原廠進行測試外，絕大部分的生產需在國內由漢翔公司進行，而且不能只是合作組裝。國防部也按照此一政策，在去年年底完成了所有的三階段建案作業。全案預算約700億，自民國106年起開始執行，108年開始獲得新機以汰換，109年底前將F-5E/F全數汰換，110年到111年執行的汰換工作。
蔡英文就任後若要調整此一政策方向，則首先該解決的是如何提升現役F-5E/F機隊的安全性。根據美國軍方在民國99年對我國F-5E/F機隊所作的評估，雖然庫儲零附件的數量尚稱充足，但由於機身部分重要結構，如「機背重樑」和「垂直安定面」等出現疑慮，「除非投入大量的維持經費，否則到108年，整體機隊效益將大幅下滑，風險也隨之提升」。在空軍早已決定從108年起汰除F-5E/F的情況下，近年國防預算對F-5E/F的投資僅以維持基本飛訓需求為主，未進行深度的延壽或結構補強；因此，若突然決定延後汰換，民進黨政府可能必須另外編列預算，大幅改善F-5E/F的機務狀況。
照蔡英文團隊的評估，「自研自製」將多耗時2至3年，並需投入額外450億元的研發與生產線籌建經費；雖未迴避「自研自製」將導致籌獲時間延後和預算需求大幅增加等代價，但認為籌獲時間僅「多耗時2至3年」，難脫過分樂觀之嫌！照漢翔董事長廖榮鑫近日受訪時所透露，IDF高教機預定「在新政府的未來4年內（即109年年中前），會先完成2架原型機的起飛」。照AT-3教練機的經驗，從民國69年9月首架原型機試飛，到民國73年第一架量產型出廠，中間經過近4年；這還是因為國防部在第二架原型機試飛前，就先在民國70年7月開始建立生產線的緣故。換言之，就算一切順利，則空軍取得第一架「自研自製」高教機的時間可能是民國113年，將F-5E/F全面汰除的時間則為114年，已較國防部目前規劃時程民國108年，晚了近5年。
但根據軍方先前委託相關單位所作的評估，雖同意漢翔有能力設計研發新一代的高教機，但不論是AT-3升級版或是IDF縮小版，所涉及的設計研改工作「並不如想像中的單純」；尤其是此型高教機要兼具「官校高級班」和「部訓」的功能，在機體設計和飛操軟體上所面臨的問題比較複雜；在原型機的完成和後續的飛試驗證方面，所需要的時間可能會比漢翔的「樂觀版」要長2到3年。屆時空軍的F-5E/F機隊、甚至AT-3機隊，若未經過一定程度的結構補強或延壽，還能不能維持一定的效益和安全性，不無疑問！
因此，民進黨政府若決心推動達高教機的「自研自製」，則當務之急是先撥出一筆預算，解決F-5E/F機隊和AT-3機隊延後汰換所可能產生的問題。
＊作者揭仲 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2013-08-10╱聯合報╱第A23版╱民意論壇╱揭仲
洪仲丘案重創國軍形象，士官階層遭受的質疑尤其嚴重，甚至已接近被妖魔化的程度；而處於驚弓之鳥狀態的國防部，也急就章地推出「士官制度改革方案」，重點指向「建立士官輪調制度」和「縮減士官權限」。這不但無助於改善國軍管理缺失，更會對國軍戰力造成不利影響。
目前國軍士官來源，「志願士兵轉服」和「士官二專班」，合計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心智成熟度、學歷落差和部隊實務熟悉度上，均已有所改善。
近代史上所有戰功彪炳的部隊，如二次大戰的德軍和美軍一○一空降師等，構成基層單位骨幹的，往往不是軍官而是士官，這點在特戰單位和高技術性的海空軍後勤單位尤其明顯。因為軍官為了歷練，必須輪流到不同的單位擔任不同的職務；士官由於任務單一，在專業技術上常比多數的基層軍官純熟。加上在同一單位長留久任，無形中會把部隊評價和個人成就做連結。例如影集「諾曼地大空降」中，在巴斯通包圍圈內，帶領、凝聚士兵度過難關的，不是連長和排長，而是一批從單位成立時就在的士官。但國防部卻要讓士官輪調，這根本與士官制度的目的不符！
要讓士官制度健全，除提升地位，也要給予機會，讓士官能扛起基層部隊的訓練、督導和任務執行規畫之責，讓軍官集中心思在指揮和管理上；其他國家的軍隊，還會刻意讓士官擔任比自身階級高的工作。像二次大戰時的德軍步兵連常只有二位軍官，讓資深士官長擔任排長；而在美國「三角洲」和「海豹」等特戰部隊中，執行偵察和突襲任務的小組，往往都是由士官長擔任指揮。國防部的改革方案卻要縮減士官權限，根本是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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